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一国之内，工业化和污染的地理分布都是十分不均匀的,不同地区之间产业的分布和污染治理的水平有着千差万别。
交叉学科领域的环境公正学研究早已表明，环境污染的负担并非均匀分配，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害，而这往往是政府和企业有意选择的后果。臭名昭著的1984年赛雷尔报告，就曾建议美国企业将厂房建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乡下少数族裔聚居区，以避免或更易应对阻力。
在美国，这些分化通常以种族为界线，从而催生了所谓的“环境种族主义”。“环境种族主义”指的是那些导致有毒有害污染物被集中倾倒在低收入的少数族裔聚居区、造成人造环境不平等现象的不公正的政策或者行为，这个词因罗伯特·布拉德所著的《迪克西垃圾场》而变得家喻户晓。这种不公正清晰地反映在地图上。比如，一份洛杉矶郡的地图清晰地反映了有毒设施和少数族裔聚居区之间存在联系。在这些地区，污染已经成为了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而类似哮喘等由污染所导致的疾病尤其常见。
环境种族主义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癌症街”。所谓癌症街，指的是密西西比河位于巴吞鲁日和新奥尔良之间的一段，这一地区遍布着化工厂、塑料厂、化肥厂、发电厂和炼油厂（芭芭拉·艾伦和史蒂夫·莱尔纳都曾出版过有关这一地区的书籍）。这一地区成为了化工重镇，在长达85英里（约合136.8公里）的密西西比河段上共有135家工厂，生产的石化产品总量占全美总产量的五分之一。癌症街这个词是20世纪80年代由环保人士创造出来的，意指这些工厂排放的有毒污染物造成当地居民癌症（特别是幼儿患癌症）发病率极高。
尽管贫困的黑人群体所受污染影响的程度明显高于其所占人口比重，但他们并非默默忍受。赛雷尔报告认为，弱势群体重生计而轻环保，因此担心失去就业机会的当地人不敢对污染企业有半句怨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导致这种现象的因素却十分复杂：一个社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决定了其反抗污染企业的意愿和采取行动的效果。另外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弱势社区通常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向有关企业或者政府部门证明污染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健康，而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均处于弱势的群体来说尤为突出。当污染企业被曝光之后，他们往往会强调当地居民基因、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在诱发癌症中的作用超过了污染，或者强调污染并非唯一可能造成疾病的因素。
当然，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在于，从科学上来讲很难决定疾病的起因。癌症是由吸烟和高脂肪饮食引起的，还是由污染引起的？答案极其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可以提出各种可能与致病有关的因素。强调导致癌症的是行为或者基因因素而非污染的做法，可以保护政府和企业的正当性，避免工业发展和获利驱动造成的不公正社会秩序受到质疑。这样一来，导致部分人受害严重的宏观经济力量也无法得到纠正。
公民逐渐开始对抗这种不公正，有时他们还与科学家联手。这个日益发展且引人关注的领域通常被称为“公民科学”，它承认公民在科学辩论（包括就污染企业安置所展开的辩论）、挑战现状以及推动重新定义科学边界的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许多案例中，对官方的污染监测渠道失去信心的公民，将科学手段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在最早诞生“桶队”（Bucket Brigade）的美国，市民就采用相对简单的技术手段独立监测空气质量，并以他们获得的数据为证据要求政府对空气污染制定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中国也有类似的行动。不过与以种族作为分界线的美国不同，中国社会在承担环境污染方面是以阶级和城乡为分界的。社会经济的差异造成人们获取知识（可以用于证明污染危害）、进行有效动员的权力和能力不均衡。近年来，城市中产阶级有房人士在抗议环境污染，如2012年什邡、启东和宁波等地就发生了这类抗议活动。如今这类活动越来越多，而且采取了“公民科学”型的策略。相比之下，无数受到污染侵害的乡村仍然沉默着，存在的问题更是远没有解决。农村地区的环保行动通常不依靠司法体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虽然很多研究认为上述三者是环保行动兴起的主要驱动力），而是更多地采取直接向地方官员或污染企业申诉或小规模抗议的形式。
当然也有例外。2013年，一份环境保护部的文件承认癌症村存在之后，许多有关癌症高发地的报道涌现了出来。这些地方的居民也试图收集数据，以此向企业施压，要求企业清理，数据收集方式包括整理患病人员名单，通过拍照及与环保组织合作来记录污染的严重性，以及要求披露官方数据等。比如前记者霍岱珊创立的、记录并对抗淮河流域污染行为的非政府组织淮河卫士就是一例，另一例则是纪录片《仇岗卫士》中描绘的安徽仇岗村。不过，这样的例子仍在少数。
城乡环保人士倡议联盟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2013年，我与同事托马斯·约翰逊博士、陆继霞博士共同对农村地区抵制垃圾焚化炉的行动做了研究。我们走访了河北省潘官营，这里可以说是乡村争取环境公正方面的一个突破：三位村民带头抵制当地修建垃圾焚化炉的计划并达到了目的。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与来自北京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大学等机构的环保活动人士联手，并获得了曾经成功延缓北京六里屯垃圾焚化炉建设的律师夏军的帮助。
虽然他们的努力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他们的经历还是让我们不得不对污染负担的分配提出疑问。抵制活动的一位领导者感到最寒心的一点就是，官方明明说垃圾焚化炉“远离居民区”，但实际上离他们的房子不过数百米。他反问道：“难道我们农民就不是人吗？”他的问题直指污染地理分布和环境不公正问题的核心。在中国，污染项目向农村地区的迁移伴随着另外一个趋势，即那些更有财力的人正在慢慢远离污染，购买瓶装矿泉水，安装空气净化器。中国大多数农村居民还买不起这些东西。随着科技水平更高、更富有的群体对清洁的环境的要求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向西发展。除非执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否则污染分配的不均只会有增无减。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