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僵局”

7月1日，中国开始执行号称“最严国标”的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但是，支持和反对焚烧的专家，都不认为技术和标准是焚烧厂不受欢迎的关键所在。新《标准》并不足以让焚烧厂和周边民众和解。

在广泛而频繁的邻避运动下，垃圾焚烧厂的发展陷入困境，垃圾焚烧和公众的对峙也成僵局。这僵局，需要更高的管理思维来破解。

技术是个伪问题？

中国的垃圾焚烧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于2000年开始实施首部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但因为废气废渣的排放控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深受其扰。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邻避运动 (Not In My Back Yard，意指“不要建在我家旁边”)此起彼伏。

为了减少污染排放，新《标准》将争论最大的二噁英（一种高毒化学物质）排放标准由1ngTEQ/m3改为0.1ngTEQ/m3，与欧盟标准相同，重金属等其他标准多比现行标准严格30%。

但是，专家认为标准和技术不是主要问题。支持焚烧的专家认为原标准就足够保证安全，提高标准的一大功用是安定民心；反对焚烧的专家，则认为更大的问题出在垃圾焚烧这种思路和糟糕的管理上。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支持焚烧，他同意新标准利于规范焚烧厂建设，减少排放，对环境保护也是有益的。但是，他也对中外对话说：“1.0的标准其实已经对周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0.1的全球最严标准，中国从技术上来说，也是可以达到的。”

“垃圾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综合问题。”他说。

郑明辉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二噁英类污染源清单调查特聘专家，他到多个垃圾焚烧厂实地调查并与公众沟通，发现他们只是单纯反对焚烧厂建在自己家旁边，并不关心废气是什么。因为垃圾焚烧厂当前的形象不好，一旦在某地建立厂，必然伴随着周边居住环境下降和房价下跌，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聂永丰也支持焚烧。作为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也认同垃圾问题是众多社会矛盾的一个反映。他说：“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房子里有上半辈子的积蓄和下半辈子的奋斗。他们不会眼睁睁看着它贬值。”他认为这是广义的管理问题。政府应该做提前规划。

反对焚烧的陈立雯，对管理的意见很多。不过她主要的意见，是针对垃圾焚烧这种末端处理思路。在她看来，科学的垃圾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陈立雯在NGO自然大学的垃圾学院工作多年，一直致力于推动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的公开。早在今年6月，《标准》修订版发布不久，她就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文章评析新标准的不足，包括允许一般工业垃圾、医疗垃圾、污水处理厂垃圾入炉焚烧，对二噁英、重金属的监测频率不够，含有大量重金属和二噁英的飞灰、底灰处理方式不公开等。

垃圾焚烧厂的风险很大，中国当前还存在监管漏洞大、信息公开不足、技术应用囿于资金短缺常不到位等问题。陈立雯对《标准》的意见，体现了这些方面，她也因此对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污染控制的信心不大。

她提倡的是“垃圾管理”的思路——通过分类、回收重利用等前端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而不是只考虑填埋和焚烧这样的末端处理方式。

中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处理方式主要为填埋和后来的焚烧。分类和回收工作一直比较落后。陈立雯不同意这个处理思路，但是目前中国普遍如此。“垃圾只会越来越多，填埋和焚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