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央企中国铝业公司一面在国内被曝大肆排污，一面被赞誉为走出去的“最佳范例”。环保专家告诉中外对话，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国家的环保表现截然不同，根源在于投资接受国立法和执法差别大。中铝秘鲁铜矿投资的成功也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经历了先期的不适应后，已经有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拉美之行期间，秘鲁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赞扬中铝是“外国对秘鲁投资的最佳范例”，称赞中铝公司执行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希望这笔投资能为中国及其他国家投资者树立一个典范。”
中铝在秘鲁获得的赞誉是经得起考验的，而非秘鲁当局对中国作为其主要海外投资者的谄媚。新华网报道，２００７年，中国铝业公司收购秘鲁矿业公司，获得了地处秘鲁高原地区特罗莫克的千万吨级世界特大型铜矿。该铜矿拥有当量铜金属资源量约１２００万吨，约占中国国内铜资源总量的１９％。
但在国内，中铝被曝大肆排污。新华网报道说，近年来中铝在国内不止一次违规排污。在广西，中铝参与投资的广西华银铝业治理排泥库泄漏。当地村民们说，泥浆泄漏使得房子不能住，水不能喝，连庄稼都种不了。当地最近一次泥浆泄漏处理事故的直接费用超过８００万元，而华银铝业只被罚１０万元。类似泄漏事件还发生在山西、兰州等地。
企业表现取决于所在国执法力度
中铝在国内与国外的表现差异，让环保人士思考该如何缩小其国内外的环保差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对中外对话说：“企业重视不重视环保，关键在投资接受国的立法和执法情况。”他说，任何企业都趋利避害，投资接受国如果立法和执法严格，企业就不敢轻易违法。但现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环境立法不健全，甚至有许多腐败，令一些中国企业也像在国内一样，不重视环保。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来了中国也有不守法的例子。
企业表现取决于所在国执法力度
中铝在国内与国外的表现差异，让环保人士思考该如何缩小其国内外的环保差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对中外对话说：“企业重视不重视环保，关键在投资接受国的立法和执法情况。”他说，任何企业都趋利避害，投资接受国如果立法和执法严格，企业就不敢轻易违法。但现在中国投资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环境立法不健全，甚至有许多腐败，令一些中国企业也像在国内一样，不重视环保。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来了中国也有不守法的例子。
王灿发说，由于秘鲁国内立法和执法较严，中铝不敢有侥幸心理。相反，在国内，由于中国的执法力度不强，一些有影响力的大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逃避监管，即使造成污染也不承担责任，从而导致中国出现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的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认为，所在国的执法力度决定了企业的环保行为。
刘湘说，最近修订的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实中国原来的环保法也很严格，但执法力度不够，企业违法排污往往交点罚款了事，很少有停产的。
6月，中国环保部开出史上最大罚单，包括华电和大唐在内的19家企业因脱硫设施存在突出问题，被罚脱硫电价款或追缴排污费合计4.1亿元。罚单开出后，环保部门采取哪些纠正措施，无从知晓。部分被罚企业反馈迟缓。华电集团表示，将尽快整改，但还没有具体措施。大唐集团方面则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情况。
中铝到了秘鲁，即使小心谨慎，还是因一次意外污染事件，3月底被秘鲁当局叫停。之后，中铝快速升级了铜矿环保系统，半个月后恢复生产。中铝起先认为，这次污染事件并不严重。人民网也报道称“中铝此次发生的问题相对来说不算大”。
但秘鲁环保部门并不这样看。秘鲁环境监管局监查处处长德里亚·莫拉莱斯女士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次检查出的问题在环保方面是严重的。监管局人员发现中铝没有按规定安装污水收集及处理系统。
莫拉莱斯说，在该公司两个废料库的废料中发现了明显的、高浓度的酸液，废水的PH值分别达到4．8和3．25，而这些污水被排放到附近的两个湖中，其中一个湖处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内。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中外对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污染地图”上还留有中铝多条污染记录，他希望中铝公司能够快速反应，把国外好的做法运用到国内，尽快将污染记录除去。
中外对话记者查询“污染地图”看到，最新的一条环境监管记录，即2014年6月10日对中铝中州矿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一个10万吨矿山开采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投入试（开采）生产。
“污染地图”收集了中国近10万家企业的排污数据，供公众免费查阅。企业经过整改、排放达标后，才可以从“污染地图”除名。
马军认为，中国企业在国内环保表现不佳，是因为环保部门管理不严、执法不力，另外诉讼困难，地方政府因为利益关系而对企业实施特殊保护。
马军说，中铝投资秘鲁的成功案例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后，在经历了挫折、锻炼和先期的不适应后，已经有能力把环境问题解决好。
漠视环评害了企业
在谈到中铝成功案例可借鉴之处时，刘湘告诉中外对话，他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企业花这么多时间和财力来做一个环评，“中铝花一千万美元来做环评，中国建设三峡的环评也不一定花这么多钱。”
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协调员任鹏告诉中外对话：“中铝花了两年时间，请了专门的团队，花一千万美元做了环境报告。”
研究中国采矿业国际化问题的香港城市大学亚洲与国际学系助理教授Ruben Gonzalez -Vicente也向中外对话证实，中铝所做的环评标准在当地采矿业中是最高的。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铝拿到这个项目经受了近乎苛刻的考验：单政府审批一项，前后需要拿到的当地政府授予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价”在内的许可就超过270项。
刘湘说，在他所遇到的环境诉讼中，有很多是因为环评不到位造成的。企业也不愿意出事故，但事故频出，有许多并不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当初环评如果做得好，很多问题能够避免。”
马军认为，在中国，企业普遍认为环评花时间、花钱，不值得，会影响投资的效率，所以环评先天不足，环评造假时有发生。
全球环境研究所(GEI)执行主任金嘉满告诉中外对话，中国国内的环评走过场，有的还没做环评，项目就上马了，最后交点罚款了事。但在国外就不行，环评报告哪一点没做到位，就有可能被叫停，企业损失惨重，所以中铝在秘鲁要花巨资做环评，不敢马虎。
王灿发说，像中铝这样做得好的，回来后应当把好的做法在中国推广，“但目前中国还没有看到有推广的成功例子。”
王灿发说，中国的环保法治在加强，中国海外公司应当将国外环保的经验带回国内，也应当将中国环保法律的要求带到环境立法尚不发达的国家。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立法也越来越严，严格按先进的立法做环保，等到他们的立法严格起来时，中国企业就不会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