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版的《梦幻岛：气候危机下的中国梦和生态忧》中探讨了上海崇明东滩生态城项目失败的原因，以及其他大型生态城计划缘何被搁浅。
“中国日益提升的大国实力及其对气候变化应负有的责任所引起的矛盾正日趋白热化。” 朱莉·施在其令人深省的新书《梦幻岛》中这样写道。
朱莉·施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她的父亲则出生在离上海不远的崇明岛。那时的崇明岛在人们眼中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朱莉·施现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研究系的一名教授。在新书《梦幻岛》中，她探讨了导致“东滩生态城项目”及上海周边其他一些开发项目“未能如期建成”的诸多因素。
按照原规划，东滩生态城将被打造成绿色生态城的样板工程，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建成并投入运营。该项目由英国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Arup）和几个中国开发商联合开发，并被看作是未来市郊低层住宅区的样板工程。工程建设旨在容纳超级城市的外流人口，为中国不断涌现的中产阶级提供住宅。
东滩项目的口号是零排放，除了充分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之外，还将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世界上最长的桥梁和隧道将建设中的东滩和未来的风力发电机组与上海浦东连接在一起。然而世博会五年后，东滩项目仍然只是个梦。
2006年9月，东滩项目正式停工。停工原因是多名重要官员因受贿罪被捕。其中，上海市“一把手”陈良宇因受贿和非法土地交易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上海工业投资(集团)公司（SIIC）原总经理王国雄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公司财务总监李易曾被判有期徒刑15年。
朱莉指出，绝大多数与陈良宇有关的项目都被“无限期搁置”了，而同时全国各地又有几十个大型开发项目获得批准。她指出项目中的一些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按照政府的土地使用政策规定，对用于开发的农田，开发者要给予同等价值的土地进行补偿，而东滩项目的规划设计部门却没能遵守这项规定。其间，崇明县政府不等开发商SIIC与农户协商，就开始征收土地，搬迁农户，并且大兴土木。
在朱莉看来，“上海的绿色建筑过度地标榜技术和生态的复杂程度。”其实，改善环境除了先进的工程技术外，居民的行为（如计划生育和饮食习惯）在改善环境方面也同等重要。纵观全书可知，对于信奉人为设计的“生态乌托邦”，并大量迁移居民以满足建设需求的做法，朱莉持严重的怀疑态度。
“我支离破碎的乡愁、记忆、以及移民的经历才让我有了从技术和生态的角度研究特大城市的想法。”
朱莉说道，“我是以上海和崇明人后代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我只不过是住在大洋彼岸；我也是以一个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我不仅是一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同时也对抨击中国的论调持怀疑态度。”朱莉还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约翰·缪尔研究所环境正义项目的发起人。
朱莉认为官员腐败并不是东滩项目搁浅的唯一原因。大型跨国工程公司如果当初能够认清技术、工程和政治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能避免在某些众人瞩目的大型项目中的责任。她指出，“外人往往很难参透中国地方上和区域复杂的内部政治环境”，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计划的失败。想要成功，就必须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对于专制政府来说，维持变革的成果要比做出改变更加艰难。
朱莉称，如果不能适应地方上混乱的局面，这种来自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生态发展方式注定会进展缓慢。“可持续发展对人和权力因素的要求很高，而不只是技术狂热发展所带来的事后之见，尽管‘生态愿景（eco-desire）’是依赖于技术崇拜，并通过技术崇拜才得以发扬光大。””
朱莉还介绍了开发热兴起以前的上海。崇明岛在面积倍增、成为船厂集中地和制造业中心以前，岛上的妓院要比栖息在湿地上的鸟知名多了。
二战期间，日军曾在这里设立慰安所，强迫当地妇女为裕仁天皇的士兵提供性服务。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曾经饱受磨难、不起眼的小村庄成了亚洲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
普通读者可能会不太理解书中的一些抽象词语，朱莉希望能解释清楚：“‘生态愿景（eco-desire）’是指对环境的诉求给环境污染带来的冲击，而不是指个人与污染环境的大企业和投资英勇地进行斗争。”
“中国生态愿景是以三个紧密联系的因素为基础的——技术专家对工程学的信任，依赖政治体制来推动环境改善，以及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论调。”
即便如此，中国的生态技术项目规模远非西方国家所能比拟。此外，在气候危机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在争相帮助中国推动其大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还在努力阻止环境退化。朱莉呼吁有关方面出台更有效的策略和干预措施，但具体的细节还有待技术人员去解决。
《梦幻岛：气候危机下的中国梦和生态忧》，作者朱莉·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