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写作”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早在5世纪初，陶渊明等诗人就抛弃了粗鄙空虚的官场，全心投入简单恬静的田园生活，寄情于种豆南山、挈壶相与、采菊东篱的悠然岁月。这也是大多数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印象。然而，这个文学元素也得到了西方作家的高度认可并加以借鉴。就在我们编辑《路灯》杂志自然专辑的过程中，总有一个满脸胡须、恶臭袭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眼前，这个人就是亨利·戴维·梭罗。
由于最近凯瑟琳·舒尔茨在《纽约客》里的大肆攻击，这位19世纪的马萨诸塞州人的隐士超验主义精神有些处境尴尬。在文章里，舒尔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伪善、假正经、阴沉的禁欲主义和盛气凌人”。但是，梭罗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可以给他带来一些安慰。
梭罗的经典散文集《瓦尔登湖》记录了他在荒野中的生活经历，最早由吴明实在1978年翻译成中文，但公认的最权威的中文版本是徐迟在1982年翻译的。迄今，已经出版的《瓦尔登湖》中译本多达33种。
梭罗本身就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曾经读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引入的孔孟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梭罗因其反资本主义的精神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但其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对自然的热爱则在氛围相对自由的八十年代中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年轻诗人。
“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手头没有别的
抓住了一根棒木
那木棍揍了我
狠狠揍了我
像春天揍了我”
节选自海子《梭罗这人有脑子》（1986年作）
海子被视为这一代诗人的象征。他在五年高产创作期中所写的诗作，就像一大片沐浴在阳光下的麦田，时间凝结在了永不结束的金秋。他们明显的梦幻般的单纯掩盖了诗句的深度；他们的胸中栖息着出人意表的想象（月亮是一只白猿，手指就像冻伤的蜡烛），常常带着一种萦绕纠缠的忧郁。海子的密友——骆一禾的诗也从自然中获得了同样的灵感，不过他的作品更加晦涩，通过一种很难解读的方式，用内在的东西（血、肉、骨）来指代自然的元素（雪、河、雨）。
另一个与海子和骆一禾关系密切的作家苇岸在他的散文《我与梭罗》（《路灯》曾刊载顾爱玲（Eleanor Goodman）所译英文版）中，提到他1986年从海子那里听说这本书后，曾经写下了近万字的摘记。这本书不仅影响了苇岸的观念，也影响了他对语言的使用。他在文中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
但是，竭尽全力去模仿梭罗自给自足的与世隔绝生活模式的诗人似乎还要算顾城。艾略特·温伯格描述了顾城和妻子谢烨在1988年迁居新西兰后是如何试图自己谋生的：
这对夫妻搬到了激流岛（奥克兰湾里的一座小岛）上一座没水没电的废屋里。这是顾城的主意，为的是找回他童年的天堂。他们采集贝类、块根和野果（顾城不让谢烨做饭），由于吃错了东西而得病；他们还制作春卷和粗陶，试图在当地的集市上销售。
他们的乡村生活却没有田园诗那般美好，而是以悲剧告终：1993年，顾城用斧子砍死谢烨后，自缢身亡。这个时候，海子和骆一禾也都已经去世：海子于1989年卧轨自杀（他的那本《瓦尔登湖》就放在铁轨旁的书包里）；骆一禾在几个月后也死于脑出血，这显然是为了海子遗作出版而劳累过度的结果。苇岸也在1999年因肝癌离世。
他们的早逝似乎已经让那一代的诗人被历史的帷幕所遮盖，但他们的许多同龄人仍然在我们周围，笔耕不缀地写着同样主题的诗作。去年，欧阳江河发表了《凤凰》，这首400行的长诗最初的写作灵感源于艺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品“凤凰”，表现的是中国过热发展带来的精神和环境紧张。博学的作家、艺术家、编辑和电影制作人欧宁或许是现代中国最接近梭罗的一个人物，他在安徽碧山建立起了自己的农村公社（碧山计划），这是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海子和骆一禾的同学西川在他们死后转变了自己的诗风，从抒情诗转向了一种更松散的散文诗风格，他笔下的自然已经极少理想化了。
“树木倾听着树木，鸟雀倾听着鸟雀；当一条毒蛇直立起身体，攻击路人，它就变成了一个人。……真理不能公开，没有回声的思想难于歌唱。” 节选自西川《箴言》
正如孔江丽（Jennifer Kronovet ）所说：“这是不像自然诗的自然诗。”
环境科幻小说
小说家刘慈欣生于1963年，与西川同岁，但1989年的时候他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山西偏僻农村的一座发电厂当电脑程序员。如今，刘慈欣已经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界的教父，而一些最有趣味的生态意识普及作品正是科幻小说家们写出来的。比如，北京的作家陈楸帆将其最著名的小说《荒潮》的地点设置在一座用电子垃圾建起来的岛屿上，而另一篇小说《霾》（由刘宇昆和Carmen Yiling Yan翻译成英文）则探讨了污染对心理和生理的影响。
对这些科幻小说作家来说，另一位美国作家的影响比梭罗更加直接，这就是蕾切尔·卡逊。她1962年的作品《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全世界对合成杀虫剂危害的关注。而刘慈欣史诗科幻三部曲的第一部——《三体》的主要情节，是由一个名叫叶文洁的人物引出的，她由于在1969年读了《寂静的春天》的非法中译本而将要遭到审讯。就在红卫兵要砍倒他们周围森林的时候，叶文洁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蕾切尔·卡逊所描写的人类行为——使用杀虫剂，在文洁看来只是一项正当和正常的、至少是中性的行为；而本书让她看到，从整个大自然的视角看，这个行为与“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区别的，对我们的世界产生的损害同样严重。”
接下来，这本书中的叶文洁将遇到一位名叫麦克·伊文斯的美国环境学家，他提出了一个“物种共产主义”观点，即每种生物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他告诉叶文洁，自己13岁时的梦想就是让一些被忽视的物种免遭灭绝，这些物种“可以是一种不漂亮的鸟，一种灰乎乎的蝴蝶，或是一种最不起眼的小甲虫”。
台湾作家、鳞翅目学者和环境活动家吴明益所有作品的主题都是蝴蝶。在《死亡是一只桦斑蝶》中，他深刻探讨了死亡与遗忘之间的关系。他在文中引用了蕾切尔·卡逊所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她观察缅因州大桦斑蝶迁徙景观时的情形。这篇散文的后面，吴明益描绘了一座森林，那里“每处枝桠、每个树洞、每枚针叶下都悬吊着一串串大桦斑蝶僵直的身体”，由于失去了迁徙的栖息地，这些蝴蝶被冻死了。
吴明益的小说，作为科幻作品来说或许在技巧上并不合格，但他的《复眼人》一书在娥苏拉·勒瑰恩那里获得的赞誉不逊于任何一部科幻杰作，她认为这本书“用一种新的方式告诉我们新的现实”。书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台湾学者阿莉思，书一开头的地方，她看到自己在乡下海边的房子即将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准备自杀；另一个是阿特烈，一个来自太平洋上瓦忧瓦忧岛的年轻人。小说并没有将这座岛上的生活浪漫化，而是描述了岛民因高盐饮食而饱受便秘之苦，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珍惜之情。作为次子，阿特烈注定必须坐着自己亲手造的独木舟离开这个岛，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船停靠在一座由他从未见过的废物组成的“垃圾岛”上。他可以靠着这个人造岛屿上的资源生活了，却又发现自己周围全是被这些有毒废物毒死的海洋生物。
"等到一放晴，阿特烈竟发现海上有一条长长的黑影。他游近一看，才发现那都是不知道何处来的蝶群的尸体，数量之多，绵延漫长，就像他的漂流一样不知何处是尽头。"
在采访中，吴明益谈到科幻小说家们必须防止产生闭门造车的想法，不能背向外部世界，安心于陶渊明所追求的那种“世外桃源”——这个词就来自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在今天的中国，让吴明益、刘慈欣和陈楸帆等这些保持“外向”的科幻小说作家的作品多姿多彩的，恰恰是那些不那么理想的阴暗面。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