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煤炭的真实代价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点击阅读其他两篇文章《被挖空的城市：煤炭的真实成本 （1）》，《被挖空的城市：煤炭的真实成本 （2）》
荒芜的土地
魏正法从武成功村搬到李家畔移民区已经有七八年了，他还是每年都跑回去种几亩地。武成功村是他的祖辈世代居住的地方，现在已经被漫漫黄沙和荒草覆盖，村子的痕迹都要消失殆尽。
魏正法今年60岁，有一张标准的国字脸和古铜色的皮肤。他的腿脚不是很便利，走路久了常常需要用止疼片来缓解疼痛，但大多时候精气神十足。
武成功村和李家畔均隶属于陕西省神木县，村子下面就是中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神府东胜煤田。过去二三十年机械化大规模的煤炭开采改变了村民成百上千年的生活轨迹。
每至春夏，魏正法就从山下的李家畔移民区骑车绕山而上，在自家地里种上玉米和黄豆。这里大片的土地已经荒芜，野草从松软的沙土中抽出芽来，已经长到膝盖那么高。土地、荒草和远处的山脉是清一色的土黄。旁边的山体因采石被挖去一半，像是被一把钝钝的斧头从中劈开，黄褐色的岩石参差不齐地裸露出来。
如果不是看到照片，你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个绿树如荫的地方。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神木县已然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县，也是西部最大的火电基地。但环境问题也一一凸显：地面塌陷、河水断流、草木枯死。
新华社2008年的报道指出，神木县因煤矿开采形成的塌陷区面积达56.16平方公里，损毁耕地2.3万多亩，1900户6700多农村人口成为“生态灾民”。
魏正法的家就位于塌陷区的中央，现在看去已经非常破败。房子倒掉了一半，两道长长的裂缝将一面墙劈成了三块。屋外的地面也开裂了，裂缝有拳头那么宽。院里的井因为地面塌陷而错位，井口被压缩的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大小。
从远处看去，这片方圆几公里的区域整体沉陷了四五米，在边缘处还能清晰地看到地表下陷的痕迹。
武成功村大部分居民早已搬到移民区，但也有几家不愿下山。魏子珍和老伴就选择留在村里。 “谁都不敢回来住，”魏子珍说，儿女回来看她，都是吃完饭就走，几乎不在这里过夜。
煤水矛盾
自神木沿窟野河溯流而上，可以看到岸边林立的工厂。燃煤电厂高大的烟囱和冷却塔冒着白烟，机器轰隆隆地运转。
窟野河一百多米宽的河道已几近干涸，只有几条细流淌过，河床被大片的荒草覆盖。它是黄河的一级支流，也是深受大型的煤炭产业扩张影响的一条河流。
魏正法回忆，曾经的窟野河有两百多米宽，夏天的河水急促汹涌，把下游的二郎山大桥都冲垮了。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
1982年，陕西省煤田地质勘探队一八五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陕西神木、府谷等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蕴藏着877亿吨煤。这使得它与俄罗斯的顿巴斯煤田、德国的鲁尔煤田、美国的波德河煤田等并成为世界七大煤田。神木的历史也因此被改写。
根据神木县政府网站的数据， 2014年煤炭开产量增长到2.29亿吨，与2009年相比，近5年来神木县煤炭开产量年均增长9.7%。
神木县环保局副局长刘建强接受采访时称，神木县煤矿最多时达到300多个，其中一大部分是小煤矿。近两年对煤矿关停并转，现在运行的只有100多家。
伴随着对煤炭的疯狂开采，窟野河的水资源危机也越来越凸显。煤炭开采、洗选，燃煤发电等一系列的煤炭生产消费过程均与水资源紧密相关，窟野河开始季节性断流。
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窟野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窟野河 2001 年~2010 年河川天然径流量较 1956 年~2000 年均值减少了54%。
《报告书》通过对自然因素（降水）、人类活动（水保工程、煤炭开采、城镇化建设等）等多方面对水资源变化的成因进行分析，认为人类活动是窟野河天然河川径流量锐减的主要原因。 此外，河流天然径流量的减少使得其自净能力不足，加剧了流域内的水污染。
神木县居民也或多或少感受到了缺水的影响。据刘建强介绍，2005年起，神木县投资4亿元打造了瑶镇水库至县城供水工程，以此保障县城居民用水问题。
塌陷区那些尚未搬走的村民吃水就更加困难了。
窟野河上游的乌兰木伦河也同样是干枯的场面。图片来源：谢玉娟
60岁的魏子珍大约有一米五的样子，长期的体力劳作使她佝偻着身躯，看上去更矮一些。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3月底，魏子珍家里的水管就会冻住，她不得不到五里外的水塔去接水。两个水桶加起来有一百来斤重，“人给我扶起来我就背得动，没人扶我就起不来了，”魏子珍说。她每天都要往返于此。
在魏子珍的印象中，这里之前并不是那么缺水。“山上流着一股水，有树根一般粗，山里小渠渠里也有水。”魏子珍说。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2016年3月发布的《煤炭产业如何加剧全球水危机报告》指出，窟野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预计到2020年，窟野河流域内仅煤炭产业的需水量就超过该流域规划的2020年总供水量。这意味着，煤炭产业的进一步扩张将使其与民生、农业和生态以及其他产业抢水的情况愈演愈烈。
煤炭的隐性成本
随着煤炭的开采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神木的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3亿元增长到2015年817.41亿元，短短15年翻了约35倍。然而，这些年因开采煤矿、发展煤炭产业给当地造成的生态损失究竟有多大却是一笔糊涂账，生态修复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就更不得而知。
神木县大柳塔镇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认为，这个生态帐是算不清楚的。“你算一个数字我算一个数字，专家来了也算不清，谁也不知道。如果搞治理，土地无害化是治理，仅仅栽两棵树也是治理。”他说道。
大柳塔镇镇长王晓君也表示，目前大柳塔镇没有做生态修复的事情，“镇上没有资金，也没有这个能力。”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正在进行的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设会使得这一地带的生态变得更为脆弱。
绿色和平上述报告显示，中国已运行的燃煤电厂的年耗水量约为74亿立方米，且有近一半装机建在“过度取水”地区。此外，截至2013年底，还有装机容量约237吉瓦的煤电厂计划建于“过度取水”地区。仅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就有鄂尔多斯、陕北和宁东三个计划建设的煤电基地。
对于这一困局，刘建强解释称，“不发展没办法，我们也不喜欢这样的发展，尤其站在环保的角度讲，”但他认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肯定要发展，所以只能促使企业规模化生产，提高污染治理水平。
除此之外，将煤炭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损害成本反应到煤炭的定价体系中也是资源保护的应有之义。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滕飞撰写报告指出，相当部分的环境和健康成本并没有体现在目前化石能源的定价机制中，因而是“隐藏”在价格之后的“真实成本”。
由于这部分成本并没有体现在定价机制中，因而企业和居民在使用化石能源时也就不会考虑其对环境和健康的损害，进而导致市场失效和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
“环境成本没有在煤价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是促使煤炭过量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滕飞说。
王晓君也坦言，“在煤炭的成本中，跟环境有关的，影响到环境需要为此负担的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小很小。”
滕飞认为，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化石燃料和煤炭的定价机制，特别要加强煤炭消费环节的环境税费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