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洪水、干旱和热浪始终未曾放过中国。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此类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地区分布都将有所变化，由此导致的气候风险也难以预料。
气候风险分急性和慢性。发生严重气候灾害的可能性以及人们在不同灾害面前的脆弱性并不确定——这些灾害可能是缓慢发生的如海平面上升和干旱，也可能是极端的，如台风和热浪。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变，要适应各地不同的气候风险尤为困难。气候变化对各地季节性天气模式和气候的影响各有不同，再加上各地区人口统计数据、自然资源、地形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气候适应工作具有难度。例如，高度城市化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面临的气候风险可能截然不同。
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是，解决并把握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同时还要实现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艰巨的挑战
中国的气候确实在变化。从1951到2009年，中国年均温上升了约1.4摄氏度。气温的升高导致区域降水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方年降水量不断减少，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则逐年增加，因此出现了“南涝北旱”，即南方洪水泛滥、北方却饱受干旱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困扰。
中国不仅必须解决水土污染、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及生态系统和栖息地丧失的问题，还必须继续用仅占全球9%的耕地和6%的可再生水资源养活全球七分之一的人口。此外，发展不平衡、城市化、城乡人口流动和工业化发展确实提高了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令另外一些人生活更加艰难。
气候影响的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在广东省广州市，由于沿海低洼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天气灾害对该地区居民的影响日益加重。面对日益频发和加剧的热带气旋和风暴潮，当地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保护那里数量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设施。
无独有偶，由于温度上升和铁路建设，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西藏出现了未曾有过的蚊子种群。2009年，拉萨市居民开始报告当地出现大量蚊子，那年夏天尤为炎热，白天温度最高达到30.4摄氏度，远高于该地区夏季白天22.5摄氏度的平均温度。这些蚊子被认为是在该地区传播西尼罗河热以及丝虫病的元凶。而当地居民没有应对大量蚊子的经验，对此毫无准备。
升温与农业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气温上升延长了中国北方的农作物生长期，减少了寒冷天气对作物的伤害。在一些地区，适合耕作的土地面积扩大，更长的生长季节使一些作物在一年内可以种植两季甚至更多。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户也开始种植南方水稻品种和冬小麦作物。
气候变化也扩大了农作物种植总面积。全国复种指数（即年内耕地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从1985年的143%上涨至2001年的164%，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青藏高原等高原地区种植面积的扩大。
适应复杂多变的气候
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测和应对是一项极为复杂，并且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工作。无论对决策者、企业还是个人来说，气候适应都十分令人头疼，因为未来需要适应的不是一个既定、单一的气候，而是一系列变化中的气候、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这些变化意味着不同的人群、资产、基础设施和经济部门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且不均衡。
单一措施很少能实现有效适应。相反，只有将政策和行动相联系，并且加强能力建设确保适应措施的执行，才可能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针对水资源保护、灾害风险控制、人类健康、能源基础设施、草原/畜牧业、沿海地带管理、农业和旅游业等部门制订全面综合的适应措施。
2013年，中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该战略是包括中国气象局和农业部在内的12个国家部委和政府机构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协调下历时2年多的工作成果。
该战略可以说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气候适应政策，它让中国的气候适应工作从评估走向政策制定，并通过针对省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一系列指导方针为省市级适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框架。发改委官员强调，该战略并不是一份计划，而是一个需要时间来执行的工作纲要。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起草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具体细节有待公布，但其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覆盖30个试点城市。
由于气候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适应的压力很快显现，基础设施建设一时难以跟上，部门层面的规划者开始采用软、硬结合的方法来建设抵御灾害的能力。中国已经采取关键举措，推动水资源管理政策朝着更加全面、更具前瞻性思维的方向发展，将水资源系统的抗灾能力视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决策者也更加注重保育、保护工作，以及分配政策的变化。例如，中国通过制定《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开始更多地采取一体化的流域管理方式。
适应要以科学为本
人们开始更多地利用卫星数据等遥感手段来获取更加及时详细的灾害风险信息。中国开发了一套灾害性天气气候地图，帮助改善了台风、暴雨以及干旱风险的评估。此外，中国还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以及长江流域、华东地区、云南省、鄱阳湖和三峡坝区的气候影响评估报告。
然而，在省一级，气候适应要么没有得到一致重视，要么没有被纳入省级五年发展规划之中。国家发改委承认许多省级和地方官员没有能力制定适应规划。内蒙古和广东等地在这方面领先于其他省份。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计划于2017年3月底之前出台一份雄心勃勃的规划，内容涉及水资源、农林业、生态、城市化、能源和草地畜牧业等领域。
广东省正在努力修复占地650公顷的淇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珠江三角洲汇集了数座大都市，但生态退化和污染已经破坏了该地区沿海生态系统缓冲台风和海潮冲击的能力。
红树林在降低灾害风险、协助气候适应工作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受到重视。2008年，广东省遭台风“黑格比”重创，与健康的生态系统相比，人造基础设施的御灾能力相形见绌。台风对珠海市造成了巨大破坏，三分之一的花岗岩海堤被摧毁，但附近的淇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却丝毫不受影响。
在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要应对的不仅仅是多样的地理环境、庞大的人口数量、各种亟待发展的事项，还要应对区域间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
中国为了维护生态系统健康，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费尽心力，气候变化的出现无疑添加了新的压力。中国决策者、企业和公民必须在这一充满挑战的背景下，更好地管理气候风险，增强自身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
因此，以风险为基础制定综合性适应政策和规划是保护弱势群体、阻止环境退化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惠及全民的可持续发展。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