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名字，是与他的《瓦尔登湖》联系在一起的。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1986年的冬天。当时诗人海子告诉我，他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书是海子从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译者为徐迟先生。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记载的阅读时间是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16日），并作了近万字的摘记，这能说明我当时对它的喜爱程度。
后来我一直注意在书店寻找这本书。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五种中文版本的《瓦尔登湖》了，它们出自国内的三家出版社（此外我还有一册友人赠予的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2年的英文版本）。我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梭罗近两年在中国仿佛忽然复活了，《瓦尔登湖》一出再出，且在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大约鲜有任何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况，显现了梭罗的超时代意义和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应有的力量。”
《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奠基”意义。我的“文学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瓦尔登湖》的出现，结束了我的一个自大学起持续了七八年的时期，那阶段我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方向主要围绕诗歌进行。我曾在自述《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导致这种写作文体转变的契机看起来是偶然的——由于读到了一本书，实际蕴含了一种必然：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下面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这一变化的内在根据：
我们常常忘掉，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和照在草原与森林上一样，是不分轩轾的。它们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线，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图画中的一部分。在它看来，大地都给耕作得像花园一样。因此我们接受它的光与热，同时也应接受它的信任与大度……
秋天是结实的季节
生命的引导者
接纳一切满载之船的港湾
北方，鸟在聚合
自然做着它的大循环
所有结着籽粒的植物
都把充实的头垂向大地
它们的表情静穆、安详
和人类做成大事情时一样
太阳在收起它的光芒
它像即将上路的远行者
开始打点行装
它所携带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它三个季节里的阅历
前者是《瓦尔登湖》中“种豆”一章的文字，后者是我那时写的一首名为《结实》的诗。我的诗显然具有平阔的“散文”倾向，梭罗的散文也并未丧失峻美的“诗意”，而我更倾心梭罗这种自由、信意，像土地一样朴素开放的文字方式。总之在我这里诗歌被征服了：梭罗使我“皈依”了散文。后来我愈加相信，在写作上与其说作家选择了文体，不如说文体选择了作家。一个作家选择哪种文学方式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主要的还不取决于他的天赋和意愿，更多的是与血液、秉性、信念、精神等等因素相关（中外文学的经验大体可以证实这点）。
对于本质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来讲，他已经历了一次脱离有机世界进入无机世界的巨大转折。当人类的制造异于自然并最终不能融入自然的循环而积累在自己身边时，他就置身于无机世界之中了。我在一则《大地上的事情》里这样写过：“有一天人类将回顾他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他将发现是1712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驱，一个名叫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人，尝试为这个世界发明了第一台原始蒸汽机。”仿佛与这一转折相应，在精神领域人类的文字表述也呈现了一个从“有机”蜕变为“无机”，愈来愈趋向抽象、思辨、晦涩、空洞的过程。正如梭罗讲的：“那个时期所有杰出的作家都比现代的作家更加朝气蓬勃、质朴自然，当我们在一现代作家的著作中读到那个时期某一作家的一句语录时，我们仿佛蓦地发现一片更加葱绿的田地，发现土壤更大的深度和力量。这就好比一根绿色树枝横在书页上，我们像在仲冬或早春看到青草一般心神舒畅。”的确，在现代作家（广义）的著作中，我们能够读到诸如“城邦丧失了青年，有如一年中缺少了春天”，“美德如江河流逝，但那道德高尚的人本色不变”这样富于生命气息，仿佛草木生长、河水奔流时写成的词句吗？在视明朗为浅薄、朴素为低能的现代文风中，具有“能以适当的比例将自己的意义分别给予仓促草率的读者和深思熟虑的读者。对于务实的人，它们是常识；对于聪明的人，它们是智慧。正如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一位旅行家用它的水湿润嘴唇，一支军队用它的水装满自己所有的水桶”（梭罗语）特征的伟大著述消失了，文学和学术已经自我深奥与封闭起来。
梭罗的文字是“有机”的，这是我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之一。我说的文字的“有机”，主要是指在这样的著述中，文字本身仿佛是活的，富于质感和血温，思想不是直陈而是借助与之对应的自然事物进行表述（以利于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体现了精神世界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这是古典著作（无论文学还是哲学）的不朽特征，梭罗继承了这一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正如平原的不平坦被距离所掩盖，突兀的一个个时代和断层在历史中被抚平”，“月亮再也不反照白昼，而是按她的绝对规律升起；农民和猎人把她公认为他们的女主人”，“一本书里的简朴几乎同一所住宅内的简朴一样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如果读者愿意居住其中”……梭罗的这种比比皆是的语句，使他的行文新鲜、生动、瑰美、智巧，整部著作魅力无穷。
我称梭罗是一个复合型作家：非概念化、体系化的思想家（他是自视为哲学家的）；优美的、睿智的散文作家；富于同情心、广学的博物学家（梭罗的生物知识特别是植物知识是惊人的，他采集并收藏了数百枚植物标本）；乐观的、手巧的旅行家；自称的“劣等诗人”。梭罗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康科德的小镇。康科德的著名首先由于它与其近邻列克星敦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始发地，梭罗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自己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在后来定居康科德的超验主义团体成员中，梭罗是唯一土生土长的人。霍桑曾形容梭罗是个“带着大部分原始天性的年轻人……总带有点粗俗的乡村野气”。梭罗实际是受过系统教育的，从康科德中心学校、私立康科德学院，直到哈佛大学。1847年，三十岁的梭罗在接受他的哈佛班级十周年纪念问卷调查时写道：“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漆工、木匠、苦力、铅笔制造商（梭罗六岁时，其父接管了妻弟的铅笔制造生意。在铅笔制造上梭罗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是他从苏格兰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用巴伐利亚黏土混合石墨，生产出更精细的石墨粉，改进了铅笔芯的质量，并设计出钻机，使铅芯可以直接插入铅笔，而无需切开木条，还制定了铅硬度的等级划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这已大体概括了他一生从事过的工作。梭罗的这种智识与体能尚未分离的本领，再次印证了古代希腊的泰勒斯曾向世界表示的：“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
谈论梭罗，不能不提到曾给过他巨大影响和帮助，被誉为“使我们万众一心”的“康科德精神”的爱默生（爱默生曾为康科德写过赞歌）。1835年，三十二岁的爱默生花三千五百美元在康科德买下一幢房子，正式从波士顿迁到这个小镇，此时的梭罗尚是一名哈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837年，已在康科德中心学校任教但因被校方责令鞭打六名学生一事而辞去教职的梭罗，加入了爱默生组织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俱乐部”，他们的伟大友谊从此开始了。1841年，梭罗关闭接管了两年的康科德学院，失去工作的梭罗应爱默生邀请住进他家，做了一名园丁。两年的与爱默生密切接触及他的大量藏书，使梭罗在此奠定了确立自己基本思想和信念的基础（梭罗与爱默生的特殊关系，使善于寻找任何角度刻薄说话的批评家曾讥他“不过是爱默生的影子罢了”，但梭罗依然是梭罗。后来他们相对疏远的原因之一，是梭罗对自己渐长的名气和声望给爱默生带来的影响有了顾虑）。
关于梭罗与爱默生的关系，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爱默生在他的讲演录《美国学者》中阐述过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在分裂的或者说是在社会的现状下，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个人站在社会派给他的岗位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一个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栽种植物的人很少感觉到他的职务的真正尊严，他只看见他量谷子的箩筐与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就降为一个农民（而不是“人”在农场上）；商人从不认为他的生意也有一种理想的价值，灵魂只为金钱所奴役；律师成了一本法典；机师成了一架机器；水手成了一根绳子……爱默生的关于“人”的理想是，每个人若要完整地掌握自己，就必须时时从他自己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梭罗则说：“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一个农夫，树荫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一个管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从梭罗回答哈佛的问卷中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梭罗的一生便是有意体现这一“人”的理想、“解放自己”的一生（爱默生在日记里曾诙谐地写道：“梭罗的个性中缺少点雄心壮志……他不当美国工程师的领袖而去当采黑果队的队长。”梭罗这种“不争第一”的人生姿态与那个时代业已开始的以竞争为机制和本质的现代社会显然背道而驰，而我确信这一机制和本质正是“人类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根本原因）。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这样说明自己：“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梭罗的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或反物质文明倾向，以及他的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诗意的生活态度，早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有所表露：“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远多于它的实用之处；人们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梭罗上述自我表白和说法，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他的“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不为生计做任何有规则的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霍桑语）的非凡一生（为梭罗这种人生提供保障的，是他自己宣称的“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很少”。我想如果梭罗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有关，也主要在于他这种自觉降低消费的生活态度）。自1839年二十二岁的梭罗与其胞兄约翰乘自造的“马斯克特奎德号”船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航行一周起，旅行便几乎成了他生活的核心。而瓦尔登湖，由于梭罗在湖畔的居住及他的以之命名的不朽著作，则已是梭罗的象征。1862年5月6日，梭罗因肺结核在康科德不幸病逝，时年四十五岁。在梭罗的葬礼上，痛致悼词的爱默生满怀深情地说道：“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者仅有极个别人知道，它已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
梭罗是难以谈尽的。自1873年梭罗的生前好友钱宁率先为其写传以来，关于梭罗的传记和著述已数不胜数。这两年由于《瓦尔登湖》在国内的频繁出版，谈论梭罗的文章（或颂扬或贬损）亦不时出现。对此，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曾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大多简单地把他归为只是个倡导（并自己试行了两年，且被讥为并不彻底）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位和职业，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他（这是我喜欢梭罗——而不是陶渊明——的最大原因）。”当我们了解了梭罗在他的“漫游与著述”生涯中，并没有无视美国当时的奴隶制，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多次撰文；为此拒绝纳税而不惜坐牢；在家中收容逃亡的奴隶，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组织营救被捕的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以及同情并帮助印第安人）等事后，我们便会认同当年他接管过的康科德学院学生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