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孔令钰没有想到，不再做记者了，自己还能制造出重磅头条新闻。
作为NGO环境调查员，她和同事一起曝光了河北大城县两座占地3万平米和17万平米的棕褐色污水渗坑。航拍图片上看不到尽头的污水坑，引发全国各地媒体跟进展开了一轮“集中轰炸式”报道。很快，环保部越过河北环保厅，直接派官员到现场监督治理情况。
转行：从记者到NGO调查员
2016年离开财新传媒（中国最著名的媒体集团之一）时，26岁的孔令钰已经是一个走南闯北的深度报道记者。就在上一年，她刚刚获得中外对话颁发的“年度最佳青年环境记者”奖项，以表彰她对中国水污染问题的深度调查报道。转行做NGO环境调查员9个月了，这是她的工作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曝光。
转行对孔令钰来说，既是求变却也有不变。不论作为记者还是调查员，孔令钰的日常工作都是在全国各地奔波，默默做着污染调查。但与媒体的跟踪热点所不同的是，环境NGO对同一个问题的关注要长久得多，这是一份需要更多耐心和思考的工作。
孔令钰所在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是一个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的民间机构，通过污染源调查监测、环评监督、推动行政执法、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等方式，推动污染的削减。他们的调查，有些长达数年之久。
耐心，除了用来做好持续的工作，还用来等待自己的工作带来的改变：它们通常不会像新闻的影响那样立刻显现。
一个深度报道记者的文章会有很多人关注，也可能一篇稿子出来，最高领导层就看到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孔令钰在近三年的记者生涯中，就写了这么一篇稿子。
那是2014年，腾格里沙漠化工废水排放事件爆出后，刚大学毕业的她只身走进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调查多个把蒸发池当成排污池、跳过污水处理直接往沙地排放污水的沙漠化工厂的真相，文章刊出后调查的非法排污池就被环保部列入了当年的重点盘查环境案件。凭借《排污阳谋》系列报道，她获得了奖项表彰，也让很多老记者刮目相看。
2016年是中国媒体风向巨变的一年，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和社交网络的普及给传统媒体新一轮的冲击，信息的传播不再纯粹依靠主流媒体，记者的价值也被弱化。孔令钰和很多媒体人一样，转行了——只不过，很多记者都转身成为企业公关，还有不少进入金融行业或开始创业；而她却选择做NGO调查员。
延伸：比记者调查更深一点
她把自己的转入这行的动机简化成：“还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吧。”
做环境记者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孔令钰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却延续了下来。NGO调查员的工作提供了和记者工作一样的自由度，而且没有选题和写稿的压力，让人可以对一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对孔令钰来说，就这一点，做调查员可能比做记者更好。
NGO工作和记者工作至少有一点是很像的，就是时常需要独来独往。今年4月下旬，她独自前往陕西榆林跟进调查沙漠污水排放事件，就把自己驾驶的汽车陷进了荒漠的沙坑里。幸好那个位置手机还有信号，这才拨通了救援队的电话。
这是她工作生涯少有的涉险经历，但这次行程给她真正的震撼，还不在于此。
2016年8月开始新工作后不久，孔令钰在卫星地图上看见，自己两年前做《排污阳谋》调查曝光过的陕西榆林榆横化工园区的污水处理厂多出来两个池子。于是孔令钰和同事打算把那里再走访一遍，结果发现，那个被环保部查处、被地方政府整治的污水处理厂里还是一如既往地发出臭味，并没有大幅整改。而新建的两个池子，是用来“接纳”新的污水。
2014年孔令钰的获奖文章发布后，这个不合格的蒸发池被环保部列为重点盘查环境案件，榆林环保局下了行政处罚命令，要求限期达到环保要求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时隔两年以NGO环境调查员的身份重新开始自己当记者时做过的调查，孔令钰感慨良多。
一方面，她感受到了环保NGO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提升。今年4月，她以NGO的身份申请与榆林市环保局见面，环保局接受了她的到访，并“友好、详尽”地告诉她污水处理厂的种种问题。
这是做记者很难有的待遇。“环保局坦诚地告诉你事情的原委，一般对记者是不可能的。”她说。
不过环保局的坦诚也让她感到无奈——环保局没有关停这个污水厂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园区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而对它做整改，难度超乎想象。
受聘对污水厂做专业管理的万邦达环保技术公司员工告诉她，他们合同很快到期，不会续签了，因为项目前期建设硬伤太多，导致运营管理也很难做。
环保局甚至去内蒙古取经，想学习沙漠里污水的处理经验。但是，内蒙古的污水厂也不过是安装了几个往天上喷水的龙头，加快污水蒸发的速度。这种经验，他们不能学习。
最无辜的是污染地的居民。榆横工业园区附近的居民2016年底告诉孔令钰说他们要整村移民到别处了。不过4月她回去时，一些村民告诉她，移民款可能不能到位。那这个污水处理厂怎么办？环保局说当前只能等着污水池装满了就让企业限产。
这听起来像个无药可解的“绝症”。孔令钰了解这中间的难处：这个园区只是西北地区近十年大规模上马煤化工项目的缩影。上项目时糊弄了事拿到了审批，现在环保要求加严，园区和企业都骑虎难下。
转变：NGO的职能要有所突破
“NGO的工作，常常是曝光、或者申请了信息公开就不了了之了，到底触碰过的问题最终有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少有机构有能力和精力去做分析的。”孔令钰说。
在这一点上，她也不指望依靠媒体的力量。媒体虽然能调动舆论，但毕竟还是讲求“新闻性”，不会总跟着一个问题跑。当下的解决办法，她觉得要让NGO具备更强的问题分析能力和政策解读能力。
大城县的渗坑，和榆林的排污池一样，舆论一时的关注，暴露的大多只是表象，背后千丝万缕的利益瓜葛和政策的疏漏，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工作的时间不久，她开始发觉NGO工作最难的就是发现真问题。这大半年的工作，她算是刚刚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距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她还希望NGO能够在“梳理问题”甚至于“寻找解决方案”这个方向上更多发力，让奔劳日久的环境监督工作产生更多的价值。
“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先做着吧。“她知道，摸索的路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