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年末，本应是华北地区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时节，北京却难得地连现蓝天。数据显示，北京的这个冬天有可能是2013年以来空气质量最好的一个。但在中国民间，享受好空气的喜悦却被淹没在巨大的争议声中。
中国为了保证华北28个城市的冬季空气质量而采取的坚决行动让一部分人叫苦不迭。官方推行的“煤改气”政策要求京津冀地区数百万户居民在今年告别烧煤取暖。但工程改造的进度不一，有的地方在尚未通气之前禁煤，取暖失去燃料来源，这对生活在华北严寒中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不啻为一种折磨。而更根本的是，大规模的煤改气另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吃紧，冬季用气紧张的消息不时从各地传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各种不便。
环保是谁的环保？为了城里人的好空气，农村居民就应该挨冻？这样的疑问被通过社交媒体放大，中国环保问题的“阶层”维度第一次被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不是今年仅有的一次因环保而产生的公开对立。9月，德国汽车配件生产商舍弗勒罕见地发求助信向中国环保部门“陈情”，请求上海的环保执法者给予它的一家供应商更多时间。后者因污染违规而被环保局责令关停。“关停这家工厂将造成中国300万辆汽车的减产和3000亿元经济损失。”舍弗勒强调这家供应商的产品短期无法替代，关闭它将对整个中国汽车供应链产生冲击。
面对以经济相“要挟”的舍弗勒，中国的环保部门没有退缩。“拿警告当儿戏”，环保部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面“怼”了这家德国企业。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强硬反驳了关于“环保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经济运行”的论调，并举出大量事实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环保不仅不影响经济，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强大的顶层政治意愿和看似坚实的民意基础加持之下，中国环保的操盘手们并未被“环保与经济发展对立”的舆论捆住手脚。但几个月之后，煤改气的争议似乎让他们措手不及。环保部不仅软化了京津冀地区煤改气进度要求，北京还破天荒地重启了备用燃煤机组。要知道，北京今年刚刚将所有燃煤机组停机，正式告别煤电没多久。
尽管这场风波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环保向更大的“政治正确”让步（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也有论者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追问：执行环保政策的技术官员为何在管网改造工期和天然气的供求平衡上“失算”了？政策制定过程是否缺失了让执行者“说不”的机会，以至有瑕疵的政策被强力推行？
这场年底的环保争论似乎显示，借助几年前的“末日空气”所激起的民意而乘风破浪的中国环保之船正遇到暗礁险滩。大刀阔斧的环保措施正在触碰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罚排放黑烟的工厂还能获得大多数人叫好，影响到取暖、做饭和开车则未必。今年的数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环保之路的曲折。在经历连续三年下降之后，中国煤炭消费在今年迎来反弹。尽管不太可能回到2014年的高点（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煤炭消费已在那时见顶），但这个中国环境（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式指标在今年还是提醒人们，尽管有着各种美好愿景支撑，在理顺一些深层次矛盾之前，中国环境改善恐难一蹴而就。
2017年，发生割裂的不仅是中国国内的环保舆论场。中国的国内国际环保形象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张力。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在1月的达沃斯论坛演讲，还是秋季的十九大报告，都传递了中国坚持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强烈信号。但在另一面，中国在海外的环境足迹却在2017年屡屡引发争议。在中国国内压减煤炭消费，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中国在海外兴建的煤电项目招致了一些质疑。 “这些（海外）煤电项目尽管并不直接违反巴黎协定，但肯定不符合协定的精神， ”著名的中国环境问题专家伊丽莎白.伊科诺米（Elizabeth Economy）在美国政治新闻网撰文说。
一艘满载鲨鱼的中国渔船今年夏天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被截获，也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关于中国输出环境问题的印象。这艘引发轩然大波的冷冻船的船员随后被厄瓜多尔官方关进监狱。在中国国内因长期过度捕捞而导致”近海无鱼”的大背景下，中国远洋渔业的海外足迹免不了受到转移国内环境压力的质疑。
在国内和国外，中国环境问题在即将过去的2017年都呈现出一个“零和游戏”的面貌。为了实现有益于一个群体的环境目标，似乎就需要另一些群体来承受更大的代价，无论这些群体是中国河北的农民还是拉丁美洲的渔民。这一年的国际环境也在强化人们对于环保“零和”性的认知。在这个“特朗普元年”，这位奉行“美国第一”的新当选总统先是任命了一位反环保的环保署长，后又宣布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全世界都从这位爱发推特的总统那里得到了讯号：美国国内环保政策在伤害产业利益，国际环保政策则在伤害美国整体利益。
尽管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会步特朗普后尘，但假如被2017年冬天所放大的“环保对立”持续下去，他们的公信力和定力都将受到考验。在互联网上，已有论者指出，是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缺失，导致了环保与贫困的尖锐对立。因环保政策而受益的北京市民，无法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对承受环保成本的河北村民进行足够的补贴。而因为全球减排而承受发展权限制的穷国居民，也很难通过国际层面的制度安排获得来自富国的充足资金支持。对处于能源革命和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期的中国来说，绿色转型的公平性这个议题已经到了需要放到决策者案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