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园深处的偏僻一隅，湖光掩映，落叶缤纷， 翠柏无声，这里就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所在地。这家非政府组织由知名环保人士吕植博士创办，她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想要改变中国的城市保护方法。
吕博士正在积极奔走，呼吁将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园列为法定自然保护区。如果她的这一目标达成的话，北大校园将成为中国首个此类保护区，从而使其免受城市开发和农药使用的影响。 这一举措将使生活在校园内的200多种鸟类获益，其中包括鸳鸯和一些受保护的猫头鹰，以及生活在未名湖水系及树木上的其他野生动物。
据吕博士介绍，“北大校园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但其中树木、自然植被和池塘占了近40%。一些濒危鸟类已经将这里当成了栖息地，”她还补充说：
“鸟类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空间的缩小有着更强的耐受性，这就是为什么你仍然能看到很多鸟类聚集区。你只需要增加一个小池塘，第二天鸟儿就会飞来，”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校园和这所大学的影响力做一项案例研究，以证明掌握正确的方法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效果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北大校园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但其中树木、自然植被和池塘占了近40%。图片来源：Helen Roxburgh
中国森林砍伐现象严重影响了留鸟和候鸟的生存。过去三十年中，城市人口增长了5亿之多，2000-2010年间中国城市面积翻了一番。据山水介绍，2000-2015年间，近1355平方公里的森林遭到破坏。
包括中国凤头燕鸥在内一些极度濒危的本地鸟类野生数量已不足50只；濒危的靛冠噪鹛现在仅有一个省份还有分布；还有黄胸鹀，从数量丰富到极度濒危仅用了十年。山水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314种濒危鸟类。
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最为显著。自1978年以来，沿海地区的城市用地增加了五倍，过去的湿地被混凝土建筑物所占据，候鸟也失去了栖息地和食物。
无处歇脚的候鸟
中国沿海湿地是候鸟在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之间迁徙的关键驿站，在这条路线上迁飞的物种约有10%目前已濒临灭绝，其中极度濒危的野生勺鹬鹬仅有约200对。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水资源事务部的张亦默说：“中国沿海的滩涂原本是候鸟迁徙途中的落脚地，而现在它们正受到城市开发的威胁。
虽然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000多个自然保护区 ，但状况却参差不齐，有些只不过是借保护区之名大搞生态旅游而已。
“自然保护区可分为三类，”陕西师范大学鸟类生态学副教授赵洪峰博士介绍说。
“由中央直属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好的，那里工资待遇好，培训制度完善，确保所有员工都投身于野生动植物保护之中；第二级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第三级是市级自然保护区，它们资金相对不足，面积也较小。表面上是生态旅游，但它们往往只想赚钱，而非致力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因此，虽然我们知道自然保护区越来越多，但只有一部分是真正为了保护濒危物种和野生动物。”
山水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土地价值的暴涨使地方政府缺少保护自然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驱动力，正因为如此，吕博士提出的在现成土地上建立小型城市保护区的方案有能够获得支持。
土地价值的暴涨使地方政府缺少保护自然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驱动力
目前，濒危鸟类聚集的地区中，只有2%是自然保护区 ，且多数位于中国西部或更偏远的地区。而在人口更密集的东部地区也生存着许多种类的鸟类。
除了森林砍伐之外，对濒危鸟类构成威胁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以鸟类入药和食用、偷猎，以及近来的线上销售。
鸟类数量减少
“20年前黄胸鹀数量非常多，” 张亦默解释道。“传统观念认为这种鸟味道鲜美，还可以壮阳。虽然已禁止狩猎和贸易，但在黑市上仍然很受欢迎且价格相当昂贵。据估计，在过去的11年里，这种鸟的数量减少了80%左右。”
去年，活动人士称，尽管中国法律禁止未经许可捕猎任何野生鸟类，但在淘宝上仍然可以买到黄胸鹀。环境保护组织“北京观鸟”收集了他们认为存在违法行为的链接100余处，有些是销售鸟类，有些则是贩卖偷猎设备。阿里巴巴称其在10月份移除了这些链接，并正在进行“程序审查”。
在黑市上很受欢迎且价格相当昂贵的黄胸鹀。图片来源：Flickr/Sergey Yeliseev
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保护鸟类的举措，如去年修订了1989年出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政府还在不断推行“海绵城市”政策，倡导在城市建设更多的湿地和天然灌木林，以应对洪水风险和改善环境。
此外，中国国家海洋局1月份宣布，将遏制滨海湿地的商业开发，拆除或关闭所有破坏环境的非法土地开发项目。此外还表示，为了保护生态，将对5300万公顷的湿地进行保护，使其免受开发的威胁。
观鸟风尚的正反面
同时，中国的民间保护运动和“公民科学”（公众自发进行的科学研究）也在蓬勃发展。据张亦默介绍，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已近3500个，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山水中心推出的《中国自然观察报告》中大部分数据都是由所谓的公民科学家整理的。
“全国各城市的观鸟团队数量在不断增加，”保尔森基金会研究所保护项目副主任石建斌博士说。
“志愿者不仅帮助识别鸟类，还介绍鸟类及其重要的生态意义等相关知识。许多参与者都是优秀的鸟类鉴定专家，他们的记录为我们了解鸟类种群数量和分布做出了宝贵贡献，这些知识无疑将有益于鸟类的保护。”
“国际鸟盟”已在中国成立了20多个观鸟团，而志愿组织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粉丝”，如“全国拆网协作中心”这样的致力于拆除偷猎者架设的捕鸟网的组织。不过即使这些组织初衷是好的，也需要一个成长学习的过程。
“越来越多的摄影者开始在都市中心拍摄鸟儿的照片，但我观察到许多摄影者的行为对鸟类本身是有害的，” 石博士补充说。
“比如，他们可能会离鸟太近，从而干扰或扰乱了鸟类的正常行为，尤其是繁殖和哺育等行为；或者有人使用人造诱饵来吸引鸟类，这甚至可能会导致针对这些鸟类的非法捕猎。”
吕植表示，有些学校开始设置了自然教育课程，她注意到了北京市民对北大校园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感兴趣，因为即便他们身处在大城市，也同样渴望重回大自然。
“很多城市也不断为公民创造更多的公共绿色空间，但要定义绿色空间的“好坏”仍需要一些科学的论证，”吕植说。“如果不打农药，草坪可能会不太好看，植物的树叶上也会有虫眼，但它却是一个更理想的栖息地。这就需要将生态理念完整地纳入城市地区的绿地管理中。干枯的叶子可以为昆虫提供重要的栖息地，而昆虫又是鸟类的食物；可是在城市中，为了保持环境的整洁，落叶通常都会被清理掉。
“我们所想的不只是如何维护鸟类的生存，而且包括如何管理城市绿地。”
翻译：于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