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凌晨，上海执法人员在长江口拦截一艘快艇，船上有8名非法捕鱼人员，查获了将近91公斤青蟹和禁用渔具三重刺网1张。当局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快艇为涉渔“三无”船舶，即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只。
打击“三无”船舶的执法行动在媒体上屡见不鲜。“三无”船舶可以是住家船、餐饮船、采沙船和快艇等，而其中涉渔“三无”船舶对中国近岸海洋资源影响尤其深远。
它们大多从事非法捕捞活动，严重扰乱渔业管理的秩序，是造成近岸渔业资源严重衰退的主因之一。
绿色和平海洋项目主任周薇向对话地球指出：“理论上讲，渔业管理需要基于可靠的数据，渔业部门需要知道有多少渔船、在哪里捕了多少鱼。而涉渔‘三无’船舶的存在，对于统计真实的渔船捕捞能力、捕捞量等数据无疑造成了挑战，不利于渔业管理的有效性。”
经济利益刺激
三无渔船已经是中国渔业执法的“老问题”了，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刘新中曾表示。
早在1987年，中国就开始着手控制渔船数量和其动力装置的强度。当时生效的《渔业法》规定，渔船均需有效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和渔业捕捞许可证。
然而，农业部一份2003年的通知指出，由于就业压力、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补助和渔业劳动就业政策不配套，许多沿海地区未能全面执行该制度。
90年代，中国政府意识到渔业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国务院于1994年规定着手打击三无船舶，一经查获便一律没收，并对船主罚款。时至今日，这也成为了“中国渔政亮剑”执法行动的重点之一。
自2017年至今，农业农村部累计取缔拆解海洋涉渔“三无”船舶20多万艘，但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渔民们仍铤而走险。
2019年7月，浙江在线的记者跟随温州市渔业执法部门调查了禁渔期的非法捕捞行为。当被问道为什么要在禁渔期偷偷捕捞，渔民回答，禁渔期的海鲜价格更高，而且有人在岸上偷偷收购或者在海上就直接收购他们捕的鱼，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不愁卖不出去”。
执法人员表示，禁渔期偷捕的渔船大多数是木质船、泡沫筏等三无渔船，违法成本低，一艘船造价一两万元，运气好的话一两天就能赚回来。
大部分三无渔船在禁渔期出海捕鱼，且多使用“绝户网”和电鱼等违禁方式长期过度捕捞，破坏渔业资源，以至于有时正规渔船在近海“无鱼可捕”。
根据绿色和平报告，三无船舶数量多，在各个水域（内河、海上）分布广泛，且隐蔽性强，经常利用夜间或者执法间隔时间在行政管辖重叠区域进行作业，甚至铤而走险，在远洋、公海区作业，增加了水上执法的难度。
如何利用科技监管渔船？
绿色和平报告提出，持续推进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简称AIS）等技术的普及和规范应用，可提升渔业管理能力。
AIS能够连续向范围内所有其他配备 AIS 的船舶、岸基站以及卫星传输船舶身份、位置、速度和航向等信息。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的应用研究主管内特·米勒 (Nate Miller)告诉对话地球，AIS最初是为了海上安全而设计，通过自动将船舶信息传输给附近船舶和沿海当局，从而避免碰撞。
随着时间的推移，AIS数据还能用于渔船识别和渔业活动监测，内特说道。“通过对大量的AIS数据进行机器学习训练，可以建立模型来识别不同类型的渔船。例如，拖网渔船通常会以中等速度反复驶过相对较浅的区域。围网渔船可能会沿直线航行，然后在展开渔网时沿小圆圈航行”他说。
近年，中国有了不少利用AIS信息在海上执法的案例。去年，广东省执法人员利用系统，发现AIS轨迹可疑的渔船，并立即通知海上值守的船艇进行现场核查，有效避免实地执法的盲目性与随机性。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AIS数据相对准确，但由于船名、航次等信息是手动输入的，信息可能会被更改。2021年，国务院安委办暗访时就发现两起伪造AIS信息的非法行为。暗访组向媒体表示，渔民选择伪造信息而非关闭AIS是出于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希望利用AIS确保安全，但又不希望因此受到监管。
为加强渔业管理，农村农业部在福建省成功试点后，于2021年要求在沿海各省更大范围地推进使用能防止擅自篡改、销毁数据和故意断机的“插卡式AIS”，其在线率高达99.7%，远高于传统设备的30%—40%。
内特表示，不过，AIS仍是要依赖船舶自行广播位置信息。因此，如果“三无船舶”故意关闭或根本没有安装设备，那就要借助其他手段，如卫星图像、雷达监测等，结合多种监测数据，并和港口管理，进行执法。
在浙江省象山县的渔港，渔业部门自2019年5月起利用雷达监控点，每2.5秒对海面进行一次扫描，通过分析船舷号、北斗系统、AIS系统等数据，识别渔船合法性，全天候监管进出港渔船。一旦发现“三无”船舶，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大大提升了执法效率。截止2021年初，象山已累计查扣285艘“三无”船舶。
在周薇看来，国内已经有不少案例展现了科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执法有效性，但是解决涉渔“三无”船舶问题并不能只靠被动型执法，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渔民转产转业的挑战
过去十年的治理经验证明，如果渔民无法获得其他收入来源，涉渔“三无”船舶问题就不会改善。
2015年，宁波市的一位渔民对人民日报表示，自己因为亏损卖掉了自己的合法渔船，但打鱼是自己唯一的收入来源，由于国家严格控制渔船数量，不再审批新船，他只好使用三无渔船出海打鱼。2014年，他的三无渔船在严打中被没收。由于没有其他技能，50多岁的他只好打小工，每月收入维持在两三千元。
根据宁波市象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包希伟的说法，一些沿海县市的资源禀赋有限，依赖海洋资源生存，几乎没有其他出路，而且大部分渔船船主年龄偏大，缺乏高层次的劳动技能，难以转向其他行业。
“随着挖掘机的挥动和轰鸣，一艘艘依次排开的涉渔‘三无’船舶被肢解压碎”。多年来，各省市在查获了这些渔船之后，往往会举办集中拆解活动，以起到威慑作用。然而，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的一项调研显示，浙江省沿海各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涉渔“三无”船舶回潮现象,渔民生计是深层原因。
除了这些渔民外，长江禁捕政策还涉及了10多万艘合法持证捕捞渔船的退捕，关系20多万捕捞渔民转产安置保障，执行难度可见一斑。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截止2023 年年底，15.4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转产就业，但今年地方执法部门仍在浙江、广东等地查获了涉渔“三无“船舶。
虽然技术可以帮助执法部门监管“三五”船舶，但政策制定者需保障渔民的生计问题，以确保退捕渔民不因生计压力而“返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