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中国学生蒋雨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讨论。
她在演讲中强调了多元化、人性和全球主义。但在国内，这些言论却遭到群嘲，有人批评其空洞、带有浓浓的”圣母”气息”，也有人指责她鼓吹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在当下紧张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她甚至被一些人描绘成美国利益的代言人。
像许多网络热议事件一样，这场讨论很快就淡去了。但它所折射出的更深层问题并未消失。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中，普遍存在着对所谓“精英话语”的怀疑与抵触。
同样的情绪也影响着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在中国，气候议题面临着类似的风险——被视为少数精英的自说自话，甚至被认为是西方强加的叙事。
要克服这种认知，需要建立以中国公众的现实经验和核心利益为中心的气候讨论。这需要把气候变化不仅视为一个抽象的全球问题，更需要将其扎根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现实中，成为与经济民生、国家安全、环境质量等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议题。
中国气候讨论中的误区
在当下中国的公众舆论中，关于气候变化有一些常见观点尤为突出。第一种是：
● “气候变化是自然现象，全球变暖对中国甚至有利。”
这种论调的支持者常常引用历史气候记录：大象曾经出没于古代中国北方，唐代的气候比今天更温暖等。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过于担忧。甚至有人声称，气候变暖可能改善中国北方的寒冷气候，增加降雨量，把沙漠变成肥沃的农田，从而重现“汉唐盛世”。这一观点还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呼应。
● “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责任在西方。”
另一种广泛存在的观点则完全从地缘政治和中西对立的角度来理解气候变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2010 年的一段电视采访，此后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当时一位知名院士在被质问中国碳排放上升时，直截了当地反问记者：“中国人是不是人？”
他的意思是，中国公民应当享有与西方人同等的发展权和碳排放权——尤其是在当时，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然远低于西方。虽然这种对西方批评的回应有其合理性，但不幸的是，它常常被解读为——特别是对民族主义者而言，气候话语不过是西方的政治阴谋。
● “二氧化碳并非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甚至气候变化本身是否存在也值得怀疑。”
这一论调对已被大量科学研究所支持的气候科学共识持怀疑态度，不仅否认二氧化碳排放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甚至否认气候变化这一现象本身。尽管这类说法早已被联合国等权威机构认定为虚假信息，但许多中国公众对此仍缺乏了解。
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知名政治人物公开宣称“全球变暖是骗局”的背景下，有关“气候科学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论调在中国网络和舆论场中被重新包装为所谓“学术争鸣”，或通过对部分研究的断章取义而再度流行。近来，类似的气候怀疑论声音又有所抬头。
中西关注度的差异
与这些具体观点相比，更广泛的差异在于：西方公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通常远高于中国。在中国，气候变化仍未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例如，一项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基于大规模样本的研究显示，中国公众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忧虑程度相对较低，仅14.2%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超过一半。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气候变化已成为社会议程的核心之一，被常常视为一种“生存危机”。这种认知体现在频繁的气候抗议活动中，有时甚至升级为直接行动——拦截运煤火车、阻断交通，甚至破坏博物馆艺术品。
相比之下，中国公众的兴趣依然有限。尽管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像“对话地球“这样的媒体平台持续推动气候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气候变化在紧迫性上依然远远排在就业、住房、医疗或教育之后。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模仿一些西方环保运动中所见的激进手段。但公众缺乏广泛参与，无疑会对维持气候行动的持续动力带来了挑战。
经济发展水平是差异产生的重要因素。多项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人们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知往往也越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气候议题往往被更为迫切的优先事项所掩盖，例如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和安全等。
但是，单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一差异。早在西方国家人均收入尚未达到当今中国水平时，环境运动就已蓬勃兴起，并为后来围绕气候变化的社会动员奠定了基础。例如，1960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 GDP按2015年不变美元（constant 2015 US$）计算约为11000美元，低于2024年中国按同样口径计算的人均 GDP水平（ 13,121 美元）。
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到 1970 年的首个“地球日”，再到反核运动，以及此后2000年代因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所引发的对全球变暖的广泛关注， 西方的环境运动经历了显著演变。
随着本地环境状况的改善和相关立法日益严格，这些运动的关注点逐渐从“本地污染”转向了更广泛的气候变化挑战。推动这一演变的，是数十年的草根行动、活跃的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以及绿党等政治力量的崛起。
与公众产生共鸣
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产业界对相关经济机会的积极响应，使清洁能源转型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要确保气候行动的长期可持续性，更广泛的公众认知与支持仍然非常重要。否则，当需要在短期与长期、显性与隐性的利益与风险之间作出权衡和选择时，缺乏公众认同将成为重大阻碍。
要让气候变化的有关讨论更“接地气”，需要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普通人真正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 其中三方面尤为突出：
与经济民生挂钩。 需要让公众意识到，气候变化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碳排放限制和交易、乃至欧盟即将实施的碳关税等重大经济问题，直接影响千万个体的就业、收入和商业机会。
与广义的国家安全挂钩。 气候变化对粮食、水和能源安全有重大影响，同时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还会对关键基础设施与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尽管其中一些挑战未必立刻显现，但它们同样关系到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像其他长期议题一样得到关注和讨论。
与本土环境挂钩。 碳减排是整体环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空气质量改善、生态修复等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总之，要让气候变化在中国公众中获得更多重视，需要建立起一种扎根于本土现实的话语体系，讲述能真正引起共鸣的气候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