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到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人们对于北京印象最深的变化可能是它逐渐变蓝的天空。2008年，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雾和霾的区别，也不知道PM2.5是什么；2022年，PM2.5指数已经成为了天气预报中的标配，蓝天白云也不再稀缺。
PM2.5的数据在08年夏季奥运会召开的五年后被列入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生态环境部的报告显示，全国平均PM2.5水平从2013年的72μg/m³降至2021年的30μg/m³，下降了58%，空气质量得到了大幅改善。
“北京居民今天呼吸的空气比上届奥运会干净得多，空气污染物的减少让居民过上了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所长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教授说。“中国削减空气污染物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是史无前例的。”
该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称，中国空气治理努力为全球贡献了3/4大气污染物的减少，更有望延长本国居民的平均寿命。
中国的空气治理之路：从夏季奥运会到冬季奥运会
如果以两次奥运会作为时间节点来看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之路，可以看到，中国曾用短期针对性的防治手段来快速改善夏奥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并在2013年后通过制定更为长期且可持续的方案，付出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逐渐改善了空气质量。
2008年为了举办“绿色奥运”，中国曾采取了一系列快速且激进的空气污染防治行动，包括暂时关停周边部分化工厂和水泥厂、在奥运期间以车辆尾号的奇偶数来实行车辆限行等。根据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国在这些措施上投入了100亿美元，并成功将空气污染指数从前一年的水平降低了29.6%。该研究将北京奥运会描述为“奥运史上最大的净化空气实验”。
然而，这样的措施无法持久。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空气污染继续增加，并在2013年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EPIC的数据，北京PM2.5的平均值浓度在2013年达到85μg/m³，接近国家标准的2.4倍，同时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新修订标准的17倍。
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人们的预期寿命有着巨大影响。2017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常年暴露于空气污染物颗粒物之下，居民平均寿命明显缩短，患心肺系统疾病的可能性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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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空气污染物的下降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三。
随着空气污染问题严重性的凸显，在奥运会后的第五年，即2013年，中国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十条》），意图拉动1.7万亿元（2770亿美元）相关投资，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人口稠密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其中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μg/m³左右。这些目标在2017年已全部实现。
2018年，中国政府又印发了《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在大气十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空气污染治理的目标，明确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下降幅度目标，分别设定了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和重污染天数的下限和下降幅度目标。
为完成目标，中国制定了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加快了全面淘汰高污染排放车辆的工作，促进了钢铁的超低排放改造，推动各行各业、尤其是重点行业的环保装备技术发展。
如今，中国各大城市的空气质量相比08年已经有了大幅改善。EPIC在今年2月新发布的研究中称，如果中国能持续保持这样的空气质量，保证大气污染物未来不再增加，那么当地居民的预期寿命就能得到延长。以上海和北京为例，从2013年到2020年，北京的PM2.5浓度从85μg/m³降至38μg/m³，意味着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将因此延长4.6年；在上海，PM2.5从50μg/m³降至28μg/m³，预期寿命将延长2.2年。从全国范围来看，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将比2013年延长2年。
研究还指出，中国的空气治理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了带头作用。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污染物的下降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三。与之相反，南亚国家的污染却在增加，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四国的平均颗粒物污染水平比21世纪初上升了35%。
冬奥之后，如何保持空气污染治理行动的持久性？
尽管蓝天白云已不再是奥运期间的“专属”，中国在空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30μg/m³这样的全国平均PM2.5水平依然比世界卫生组织的5μg/m³标准高出六倍。从国际比较角度来看，北京的空气污染仍然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洛杉矶的三倍。
更让人担忧的是，北京2021年的PM2.5指数（33μg/m³）或许还得归功于一系列针对冬奥会的治污措施——从2021年8月开始到奥运会结束前，位于北京附近的、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中心城市唐山在持续压减粗钢的产能和产量，并对部分企业进行停工停产。
这些措施逐渐退去后，中国空气污染是否会有所反弹？EPIC最新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之一何国俊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告诉中外对话，中国的空气质量会持续变好，但其改善幅度应该会有所减缓。“（空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成本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如果中国想要继续减排，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研究报告指出，在“反污染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投入了极其高昂的成本，忽视了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减排成本的显著差异，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通常不考虑如何降低成本。这导致利益相关者对过于严格的环境法规有所抱怨，甚至有地方采取了消极抵制行为。“随着中国进入反污染战争的下一阶段，领导人可能会发现难以继续快速改善污染。” 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研究主任肯·李（Ken Lee）说。“中国有机会改变策略，从过去强硬的命令控制政策转变为低成本的市场手段，去更好地处理政策激励、市场结构和地方现实三者关系。”
何国俊认为，去年7月正式启动的中国全国碳市场将对减少空气污染起到良好作用。他告诉中外对话，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同根同源，都是来自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如果能够严格控制二氧化碳，相应就会提高空气质量。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已经在发电行业开始运行，碳排放强度高的企业必须购买碳配额或必须降低能耗以保证碳配额不超标，碳排放强度低的企业则可以卖出自己富余的碳配额来盈利，这样的市场手段有利于各个地方、各个行业更经济地做好减排。
对于碳市场可能会存在的污染转移问题，何国俊认为可以通过环境税来帮助解决。“碳交易可能会让污染从减排的边际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转移到减排的边际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发达地区可能会通过碳交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而欠发达地区的空气质量会有所恶化。”他说，“根据不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的转移情况来引入相应的环境税，我觉得这可能是政策下一步可以考虑的方向。”
此外何国俊还提出，在积累了全国碳市场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如果能够考虑把其他污染物也纳入全国交易系统，建立跨区域的污染物交易市场，就能更具针对性、以更低的成本去达到减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