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凌晨，蒙特利尔，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CBD）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简称COP15）第二阶段谈判在争议中结束。
在紧张的闭门谈判之后，原定于晚9点召开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凌晨3点正式开幕。《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简称GBF）的文本被提交全会进行正式通过。两周时间里，各方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这项将在2030年之前指引全球生态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文件。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提出反对，理由是文本未能创立落实协议的新的专项基金。但由于外交措辞不当以及翻译的延迟，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反对并未得到正式认可。片刻过后，大会主席敲下手中木槌，GBF正式获得通过，历史已经铸就。
志向高远，可惜没钱
COP15大会的结局与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举行的COP27气候大会，在一个重要方面截然不同。气候大会虽然因未能强化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集体目标而备受批评，但却成功落实了损失与损害基金，这对遭受气候灾难之苦的国家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COP15大会达成了一项 “历史性协议”，虽然其中包括了到2030年前保护地球30%面积的宏伟目标，但却未能建立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专项融资机制。
两次大会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分歧展现得比以往更加淋漓尽致。富裕国家主张提出更有抱负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要求兑现资金来实现目标和补偿损失。气候大会与生物多样性大会上的外交困境都显而易见。不过在气候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成功地让天平偏向了他们一边。
被认为是COP27大会“唯一胜绩”的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是大会最后一天才通过的。经过多年的拒绝以及最后两周停滞不前的谈判之后，欧盟、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突然转变立场，在最后时刻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事后表示：“如果只有这样才能在沙姆沙伊赫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基金，可以提议建立这个基金。”
但是在蒙特利尔，发展中国家并未实现这样的突破。他们曾希望，甚至可能是期待取得同样的结果。巴西代表列奥纳多·克里佛·德·阿泰德（Leonardo Cleaver de Athayde）曾对加拿大CBC新闻表示，发展中国家期待“沙姆沙伊赫发生的事情可以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同样就融资或者资源调动达成历史性的决定。”
非洲国家代表坚决要求设立用于落实GBF的全球专项基金。有人提出，对发达国家出售的一切基于生物多样性的产品征收1%的税作为资金来源。还有人则倾向于将多边融资机制和双边融资机制结合起来的混合方式。他们都一致认为，无论采用什么机制，要达成GBF目标都必须配有同样雄心勃勃的新的财务资源。
但另一方面，来自欧盟、日本的谈判代表以及来自美国的观察人士坚持要求利用现有的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GEF）。成立之初只是临时性质的GEF目前不仅仍是执行CBD主要的融资机制，还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等其他全球性协议服务。
GEF内部的资金分配主要通过投票表决决定，而并非CBD缔约方的美国却占据了主要话语权。这导致古巴、伊朗等CBD缔约方完全被排除在项目资金覆盖范围之外。大多数资金都被分配给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以及其他有能力用西方捐资者的语言编写长篇拨款申请书的国家。正如一位肯尼亚代表激烈地表示，包括自己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争先恐后地学习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官僚系统的晦涩语言，只是为了从富裕的外交官手中讨几个子儿花。
发展中国家在蒙特利尔的目标并非是要废止GEF。尽管他们对GEF肩负的重任表示认可，但很多国家提出，这一融资机制已经不堪重负，并坚称需要一个专门的生物多样性基金作为补充。目前气候公约拥有三个专门的融资机制，但CBD一个也没有。参加会议的杜克大学的拉法埃尔·罗博（Rafaella Lobo）表示，发展中国家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楚，那就是发达国家“对于GBF的每项目标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要求，但对融资问题却只字不提。”
参加COP大会的记者将这称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困境。雄心勃勃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金融手段，谁应该在先？欧盟等发达国家坚称，应该首先确立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稳健目标，金融基础设施可以稍后再跟上。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拒绝认可任何具体条款，除非资金首先到位。
在一场资源调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发生的代表离场事件将这种对立体现得尤为明显。12月13日（周二）刚过午夜，以巴西为首的一些国家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喀麦隆等国的支持下离开了会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并未被听取，发达国家并未做好让步的准备。当晚和第二天早晨又分别发生了一起代表离场事件，并且都与资源调动这个棘手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国家的政府称，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是目前提供额外资金承诺的障碍，并提出私营部门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这表明，目前围绕生物多样性基金问题的争论是何等激烈，”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的卡洛琳·戈隆（Coraline Goron）在代表离场事件发生后评论说。“发展中国家已经要求成立这一基金很多年了……我认为如果欧盟和其他资金提供国可以接受他们的诉求，就会逆转谈判的氛围。”
“30×30”经济分析项目（30×30 Economic Analysis project）主要作者安东尼·沃尔德伦（Anthony Waldron）表达了类似观点：“过去，我们采纳生物多样性目标时候，都满怀希望地认为，资金问题会是落实目标过程中的一步，可以稍后再去考虑解决。代表离场事件表明‘谁付钱、付多少’的问题可能已经到了需要在COP大会阶段解决的程度了。”
但针对全球专项基金的决议仍然遥遥无期。正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最终未被听取的反对所表明的，资源调动和资金问题一直被抱负更远大的目标所掩盖。
重蹈覆辙
正如沃尔德伦所说，这种势态并非新鲜事。自2000年开始，CBD一直在设定高目标，却没有建立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财务架构。各国代表每十年都会达成未来十年的全球目标，但是每个十年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2000年达成的、旨在显著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势头的2010生物多样性目标最终以失败告终。同样失败的还有接下来10年的20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各国最终未能在2020年之前实现其中任何一项目标，使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了“自然领域失去的十年”。
这个十年的目标甚至更为高远。被认为是大会议程“明星”以及“生物多样性领域的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30×30”目标，即到2030年之前保护地球30%表面积，已经被列入2020年后的GBF。“30×30”目标之外，GBF提出了多样性保护以及物种、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等四项首要目标，而所有目标都跟此前未能实现的协议一样措辞大胆。最重要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资金支持也如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然毫无着落。
这个十年的目标甚至更为高远。被认为是大会议程“明星”以及“生物多样性领域的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30×30”目标，即到2030年之前保护地球30%表面积，已经被列入2020年后的GBF。“30×30”目标之外，GBF提出了多样性保护以及物种、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等四项首要目标，而所有目标都跟此前未能实现的协议一样措辞大胆。最重要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资金支持也如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然毫无着落。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认为设立全球专项基金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迫使出资方必须拿出额外的资金。正如罗博谈到的，“你没办法在不做出新的资金承诺的情况下创建新的基金。”她指出，如果新基金分文没有，那将是巨大的公共关系噩梦，这将迫使发达国家出资。这个基金还有望将COP大会以来各出资国杂乱无章的资金承诺集中起来。比如，在谈判开幕当天，加拿大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5亿加元（约合2.57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超过了中国在COP15大会第一阶段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Kunming Biodiversity Fund）时承诺的2.3亿美元。日本也承诺向其2010年主办COP大会时成立的生物多样性基金追加1700万美元。法国同样承诺将其气候融资的30%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蒙特利尔给我们带来的是又一个目标不切实际、将多样性保护的重担甩给发展中国家的十年。
发展中国家曾呼吁通过全球专项基金将这些分散的出资承诺集中起来并加以扩大。中国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最初有意承担这项职能。但自从其建立以来，其他国家一直没有跟进出资。“中国的NGO等机构一直要求对昆明基金进行更积极的宣传，”戈隆指出，“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发展中国家尤其呼吁将该基金与他们奔走多年的全球专项基金联系起来，但同样劳而无功。当被问到时，COP大会的很多与会者认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虽然有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的基金。一位谈判代表指出，昆明基金在谈判中的重要性不及预想，尽管它最终可能作为额外的资金来源，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新的GBF目标。
COP大会上中国私营部门参与者在中国展区（China Pavilion）做出的新承诺几乎没有得到其他非中国参与者的注意。在中国展区的“上海日”活动上，一直在推广其低碳应用软件“蚂蚁森林”的中国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集团在其现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之外，又做出了新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承诺。考虑到这些承诺与昆明基金并无关联，人们不禁会对昆明基金更广泛的用途产生了疑虑。当然，正如倡议者网络Avaaz指出，昆明基金不能替代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
在蒙特利尔大会的最后环节，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表达了他们的沮丧之情。纳米比亚声明自己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强调他们的国家曾长期遭受的殖民主义暴力如今又在CBD上重演。乌干达和卢旺达对于大会进程表达了类似的异议，而其他与会国则指出谈判整体上的不公平。“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我们无法接受如此雄心勃勃的条款，”刚果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埃娃·巴扎伊巴·马苏迪（Ève Bazaiba Masudi）说。但到了大会最后一天的晚上，在与同被称为“热带雨林欧佩克”（the OPEC of rainforests）成员国的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商讨之后，她将反对降格为“保留意见”，并代表自己的国家提出了对于资金支持不足的关切。“单是投票通过文件仍远远不够，”她补充说。展望COP16大会以及会上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她总结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
尽管COP15大会上达成的协议被誉为自然保护领域的“巴黎时刻”（Paris Moment），但过去的失败仍然留下了长长的阴影。蒙特利尔大会的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是又一个目标不切实际、将多样性保护的重担甩给发展中国家的十年。除了动嘴皮子之外，如果还能做些什么实际的事情解决愈演愈烈的生物灭绝危机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中央银行以及各类私营金融机构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兑现承诺。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