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8日， 数十名印尼合同农民聚集在西加里曼丹省新塘市的当地议会大楼前，抗议三家棕榈油公司。这些合同农民也被称为“普民计划小农”。根据普民计划（Plasma Scheme），这些农民与一家公司合作，该公司派遣田间工人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植，并收取部分收成作为回报。
中国聚龙集团印尼农业产业合作区及两家印尼公司被指支付给合同农民的特许经营费太低，没有反映出油棕果价格的上涨。聚龙还被指侵占土地，非法占用当地土地种植油棕。
作为回应，当地议会领导人与数百名合同农民一起视察了争议土地，但聚龙集团没有到场。为了争取回应，抗议者先是包围了该公司的办公室，后又升级为封堵了通往该公司综合楼的道路。冲突持续了12天，直到当地议员举行闭门调解后才结束。
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近年来针对聚龙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该公司在印尼已经经营了十多年，但它仍经常因为可持续发展实践方面的问题与社区产生争端。这与中国方面将聚龙塑造为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榜样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我们对聚龙的持续研究和其他证据，我们考虑了中国在印尼棕榈油行业的存在背景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聚龙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看法。在此过程中，我们旨在思考与中国在印尼棕榈油业务相关的特殊挑战，其中也包括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印尼棕榈油行业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印尼棕榈油生产中的地位
棕榈油是一种具有多种不同性质和功能的食用植物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称，超市近50%的包装产品中都含有这种成分，从披萨、甜甜圈和巧克力等食品到除臭剂、洗发水、牙膏和口红等个人护理用品。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供应国：2017年，仅该国就生产了全球供应量的近 50%。印尼生产的棕榈油中约有三分之二出口，主要国际买家包括印度、中国和欧洲。 尽管其经济意义重大，或者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印尼的棕榈油行业在某些情况下对环境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备受争议。棕榈油生产导致印尼的泥炭沼泽森林被大量砍伐。这些泥炭沼泽森林既是猩猩等濒危物种的原生栖息地，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将这些森林变为油棕种植园经常会导致森林火灾，并且富含碳的泥炭地也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从而导致气候变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与当地和土著社区的土地冲突十分普遍。此外，该行业还存在包括雇佣童工在内的一些与盘剥工人相关的问题。
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鉴于国内棕榈油生产受到各种严重限制，中国一直完全依赖进口。因此，在海外建立棕榈油业务是直接控制生产的一种方式，这是国家确保粮食供应和在国际定价中获得更多杠杆的迫切需要所推动的。
印尼方面对中国的棕榈油需求是欢迎的，特别是在欧洲需求减少的情况下。2018年，欧盟出台了棕榈油生物燃料禁令（2021年生效）。不久后，在中国总理李克强2018年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特别讨论并同意增加中国从印尼的棕榈油进口。
作为中国“榜样”的聚龙
聚龙集团是天津的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私营企业，最初是一家小型粮油店，后来专注于棕榈油相关业务。它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棕榈油厂商，贸易量占国内市场总量的22%。2006年，聚龙集团响应中国政府“走出去”的呼吁，正式启动了对印尼油棕种植园的第一笔外国投资。
如今，聚龙集团在印尼（主要在加里曼丹）拥有11个油棕种植园，总面积近20万公顷。聚龙还扩大经营范围，在印尼多地开展棕榈油加工和物流业务。目前该公司拥有三个压榨厂、两处河港物流仓储基地和其他几个正在建设的工厂。
聚龙在印尼的营商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认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聚龙与其合作伙伴共同主导的项目——中国·印尼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期间以及2015年佐科访华期间双方领导人签署的“一带一路”项目之一。
在中国，聚龙被誉为“走出去”企业的典范。该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并被作为成功案例列入了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7》。根据中国能源基金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2020年的一项研究，聚龙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99个境外工业园区中排名第一。
这些评估强调了聚龙在创造就业、通过“普民计划”（中文称为“合作种植”模式）与小农分享利润、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和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工作。
非政府组织眼中的绩效不佳
中国国内这些对聚龙一边倒的积极报道与印尼当地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给予其的低排名形成鲜明对比。2017年，在连续三年未能提交年度进展通报后，聚龙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促进可持续棕榈油增长和使用的国际组织）成员资格被终止。
绿色和平对聚龙在森林保护和消防方面的评价也很低。在绿色和平2021年关于印尼森林中非法棕榈油的报告中，聚龙被列为在森林中种植油棕面积最大的25个生产集团之一。在2019年一份关于印尼火灾的报告中，绿色和平将聚龙列为火灾警报/“热点”（源自卫星传感器）数量最多的集团之一。2015年至2018年间，该集团烧毁了6800公顷土地。
聚龙受到的另一个主要批评是缺乏透明度。在国际保护机构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开发的一个名为SPOTT的在线平台上，聚龙是其棕榈油环境、社会和治理政策透明度评估中排名最低的企业之一：在2021年的年度评议中，该公司总分为1.1分（满分100分），在100家入选企业中排名第93位。
当地人对聚龙的矛盾态度
在前面所述的冲突中，“普民小农”抗议者提出了17项要求，主要是要求聚龙与他们分享更多的商业收入/利润。这不仅包括提高特许费，还包括让“参与普民计划的小农”参与聚龙的业务运营（而不是只保持基于交易的关系），并雇佣更多当地人（而不是外国人和/或来自其他地区的印尼人）作为田间工人或经理。
此外，冲突期间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聚龙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当地议员在评论抗议活动时表示，问题在于聚龙未能提供对当地社会产生积极、实质性影响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在阐述他们的期望时，一位代表说：
“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必须履行。企业（包括聚龙）必须对社区的需求保持敏感，并努力帮助他们，例如修复道路、帮助修建礼拜设施、提供教育援助和其他社会援助。”
当地人对聚龙的不满也表现在2019年新塘的一场冲突中。与最近发生的事件类似，一些村民在通往聚龙一处产业的道路上设置路障，指责该公司迟迟未能按照2007年达成的协议，将他们的地块变成种植园。长期的拖延使聚龙成为地块的唯一受益人，让参与普民计划的小农无法分享任何利益。村民们再次将他们的不满归因于聚龙没有提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正如一位村长抱怨的那样：“他们（聚龙）从普民计划小农那里拿走了所有的收成，但从未落实任何企业社会责任。”
针对聚龙的投诉在印尼棕榈油行业并不罕见。这种不满或抗议也可能针对印尼或其他外国公司，总的目标是推动财富再分配，“这样公司就可以少榨取，多付出”。为了具体了解当地的不满，我们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察。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当地利益相关者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在印尼农村社区，人们期待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成员，尤其是像聚龙这样的大公司，能为当地人的福祉做出贡献，并广泛分享他们的收入/利润。在新塘等欠发达地区，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地方政府往往难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所以当地人可能会希望有钱的聚龙承担起从修建道路、提供奖学金，到发起其他造福当地人的计划等一系列社会责任。
这些期许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护。印尼的《种植园法》只是含糊其辞地要求国有和私营企业向当地居民提供福利，而《投资法》虽然包括了一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条款，但没有就企业必须完成的内容给出具体规定或标准。因此，这些语焉不详之处为企业与当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解读和谈判开辟了很大的空间。
事实上，我们的实地调查表明，最近示威中提出的要求在当地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新塘聚龙园区的一千多名员工中，只有十几名具有中国背景。绝大多数聚龙的员工都是来自印尼其他地区的非本地人，但这似乎更多地是因为油棕种植园田间工人的工作缺乏吸引力。与橡胶种植相比，油棕种植的收入相对较低，且工作时间更长。因此，橡胶种植仍然是新塘当地人最喜欢从事的工作。
此外，尽管媒体一再指责聚龙“未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但该公司在2021年获得了新塘政府授予的企业社会责任奖，以表彰其在两次重大灾难中所做的工作。2020年12月，聚龙向当地政府捐赠了新冠肺炎PCR（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试剂盒。2021年11月发生大洪水后，聚龙为当地受灾群众提供了300个食品包。该公司还资助了一个小型但至关重要的道路升级项目，使其能够抵御洪水，从而方便了村庄间的通行。很明显，虽然对于聚龙和新塘政府来说，这些努力似乎值得称赞，但当地社区的许多人却认为这对当地生计的贡献微不足道。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印尼未来棕榈油行业的发展
在宏观层面，尽管印尼棕榈油行业存在种种引人担忧的社会环境问题，但中国的存在是战略性的，受到双方的欢迎。在这种背景下，聚龙进入印尼获得了政府的高度认可，并被描述成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中尤其值得称赞的，特别是在提供就业和改善基础设施方面。聚龙受到的最大批评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的是该公司在森林保护和消防方面的糟糕表现，以及缺乏透明度。在地方层面上，聚龙在与普民计划小农户分享利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努力一直是新塘争端的焦点。尽管普民计划小农户和一些当地议员对他们认为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表达了关切，但印尼法律在这方面对聚龙等公司的要求很宽松，虽然当地人对此有着很高的需求和期待。另一方面，聚龙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努力，特别是该公司在灾难中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
人们对聚龙在印尼的运营之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根源在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优先事项的排序和解释千差万别。因此，社会环境挑战具有深刻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谁的观点重要？
虽然印尼或其他外国公司也面临着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当地团体（包括普民计划小农和议员）的压力，但中国公司面临的一个特殊挑战与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经营的差异有关。正如聚龙公关总监所解释的：
“在征地这个问题上，当地（印尼）的习惯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在（印尼）当地政府将土地卖给你之后，他们就与这事儿没关系了，剩下的一切都由你自己处理，包括补偿和与村民的沟通（但中国政府会直接参与同村民的谈判）……冲突很常见，道路经常被堵，有些人甚至拿着枪和砍刀来到我们的地方。”
因为在国内中国政府扮演着非常可靠的角色，聚龙在海外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学习如何在经验有限的外国环境中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直接互动。该公司明显已经认识到这一挑战，并为此建立了一个“环境部门”，这是一个负责与各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公共关系部门。然而，从最近的冲突和聚龙在新塘厂区的被动反应来看，该公司要想做到与当地各利益相关方（不仅仅是政府）进行有效磋商，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印尼的角度来看，与聚龙和其他中国棕榈油公司打交道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聚龙这样的公司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因此该公司在遵守非政府组织和西方的可持续发展标准方面面临的市场和母国压力明显较小（尤其是与服务西方市场的公司相比）。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中国国内形成的对抗性话语。在中国，基于不同的优先事项和标准，聚龙等公司可能已经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领导者。这些关键的背景解释了聚龙为何可以忽略其在非政府组织中的糟糕排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公司可以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开展可持续实践。正如新塘的冲突所表明的那样，当地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来展示他们的存在，包括抗议和求助当地议员，直接中断聚龙的运营，并通过当地媒体放大他们的声音。因此，聚龙几乎不可能完全忽视当地需求，尤其是考虑到公司严重依赖当地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并非由中国方面单独决定，而是在东道国社会的背景下共同发展。因此，中国在印尼棕榈油行业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挑战也不是单方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由对适当性的共同理解所形成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本文转载自《墨尔本亚洲评论》
翻译：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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