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从20多年前开始结构性改革以来，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5%，并在过去十年里实现翻番。通过跳跃式发展，中国正变得更加富有，从新的建筑、对能源的需求和马路上更多的汽车，到远途旅游和能够买到最时尚的消费品，这种变富的过程显而易见。
随着世界各国都从中国低成本生产中获益，中国通过生产和进口，也正在向其国民提供一个消费品和服务的新世界，中国人在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时也总是腰包鼓鼓。但是，在传统上崇尚节俭的中国，其不断成长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的《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关注的是消费主义。报告说，当美国人和西欧人“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控制了非可持续性过度消费时，发展中国家以环境、健康和幸福为代价，正在重蹈覆辙”。报告说，“现在全球大约有17亿人，也就是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已经进入了消费阶层，这些消费者采取了在上个世纪只限于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些富有国家的饮食习惯、交通手段和生活方式”。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国民正在进行此类消费，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但是贫富差距仍然很明显，“地球上有28亿人还在为每天不到2美元的收入苦苦挣扎，超过10亿人的饮用安全水缺乏保障”。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承认，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消费，“世界上最穷的人要想过上有尊严、有机遇的生活，就需要提高消费档次。但是世界不能继续按目前的轨道发展，地球的自然系统根本无法长期支撑此类消费。大规模消费型经济在20世纪为很多人带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但这种经济模式在21世纪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考虑到尽量不对环境造成伤害，把关注的重心从不加节制的商品积累转移到找出一条确保全人类都能过上更好生活的道路上来。”
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对全球经济造成压力，世界观察研究所近期发表的《2006年世界状况报告》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世界生态系统能够承受这种可预见的碳排放量增加，森林面积减少，物种灭绝等破坏吗？2005《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答案是不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针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联合国千年评估报告，报告认为，在过去50年中，人类的活动改变地球物种多样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而如果这种活动继续的话，将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中国以不断增长的消费迎接“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时，其需求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衡量。《中国日报》报道说，就照明、空调、电脑和其它办公室设备而言，“中国约700万公务员消耗全国每年电量的5%，这些电量足够满足7.8亿农民的需要”。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那些以前远离发展中国家的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和服务现在正被许多人看作生活必需品，比如电视机、手机、其它电器、汽车和乘飞机旅行。国际知名品牌的服装和其它产品充斥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在北京和上海，西式餐厅和咖啡连锁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消费主义在中国已经被定义为一种新的“主义”，它把快乐与物质商品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拉动经济。
与消费主义相提并论的是消费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消费意味着把一种资源全部消耗掉。中国的国民享受第一世界生活方式的目标将使世界的人类资源使用加倍。根据贾德·戴蒙在2005年出版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功或失败》中的说法，中国是世界上煤矿和化肥最生要的生产和消费国，杀虫剂的第二大生产和消费国，钢产量排名第一，发电量排名第二，化工纺织产品也位居第二，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消费国。除了能源消费、空气污染程度和对石油的需求，中国的汽车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的木材消耗同样居世界第三，这些木材是乡村地区的能源（柴火），也被用在纸和纸桨业以及蓬勃发展的建筑行业。（戴蒙的报告说，“即使中国人口总数保持不变，规划中的中国每户家庭人口到2015年减少到2.7人，也将增加1.26亿个新家庭，这比美国所有家庭的总数都要多”。）由于对森林滥伐无度，在1996和1998年的严重水灾之后，国家颁布了禁伐自然林的命令，而中国也正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热带林木的进口国。戴蒙说，自从有了禁令后，中国的木材进口增加了6倍，砍伐森林转移到了其它国家。
中国对木材的需求对地球的森林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但环境保护主义者说，并不止中国一个国家在控制日益猖獗的非法木材进口交易方面做得不够或根本无所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05年的一份题为《中国的木材市场、交易和环境》的报告中说，在那些被疑为非法砍伐和交易的木材中，中国是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中国超过一半的进口木材来自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在与滥伐、自然林的作业变更和非法砍伐作斗争。
中国的日益富足也导致了对肉类和鱼类更多的需求。在东北，三江平原的淡水沼泽地已经被改造为农田。对肉类更大的需求带来的是更大规模的谷物生产，以用来饲养动物。人均鱼消费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已经增加了5倍，中国同时还出口鱼类、软体动物和其它水产。中国的渔民们已经把渔网撒到了世界各处，包括在诱人的非洲西南海域里搜捕鱼类（这些行为并不全是合法的）。过度捕捞还发生在中国的深海和沿岸地区。包括太平洋环境的拯救中国海洋网络在内的组织正掀起一场声势日益浩大的运动，即寻求“帮助消费者关注他们的饮食选择将如何影响到海洋的物产”。
由于工业和市政废水排污，再加上农业和水产养殖过程中化肥、杀虫剂和粪肥废料的排泄，河流和地下水源的水质变差。所有的含养份排泄物导致了藻类的过度集中，这个过程即水体的加富过程。贾德·戴蒙在书中写道，“中国约75%的湖泊以及几乎所有的近海海域都被污染了。中国海洋中的赤潮（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对鱼类和其它海洋生物有毒害作用的生态现象）已经增加到每年接近100次，而在上世纪60年代每五年才出现1次。”
所有这些生产和消费行为对中国资源造成的致命伤害似乎还没到无以附加的程度，中国还从世界各国进口未经处理的垃圾进行处理，包括电子设备和有毒废物。正如戴蒙所说，“这表明污染从第一世界直接向中国转移”。
如同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一样，中国占用的“生态足迹”正在超标，这是由环境分析家马蒂·瓦克纳格尔设计的用来测量被人类占用的生态空间的资源管理工具。世界观察研究所2006年的年度报告说，“生态足迹分析测量的是一个经济体对自然的需求：所消耗的资源和由此产出的废料。”通过将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与其生物生产空间的全球公顷的数量进行比较，来确定它是否在其生态方式内生存。“如果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比它的生态承载力要大，那么它的经济正在消耗更多的森林、农田和其它该国可以提供的资源，而且正超过国内环境吸收废料的能力。”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世界最大和最工业化的经济体砍伐森林比再造森林更快，抽取地下水比灌注更快，向大气中释放不能被安全吸收的碳，这些经济体本质上是在消耗它们的生态资本。”按人头来算，生态承载力的不均更明显。全球人均生态足迹为2.3全球公顷，中国人均1.6全球公顷，欧洲人平均水平为4.7全球公顷，美国人是9.7全球公顷。
当中国（和印度）继续快速发展，全球生态足迹也在增加。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如果到2030年仅中国和印度两国要达到今天日本的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两国将需要整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它们的需求”。
戴蒙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功或失败》中说，“不让中国追求第一世界的消费水平，它显然不能接受。但是，世界也无力承受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与目前的第一世界国家都按第一世界的水平进行消费”。
不论其人口和实力，世上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都需要大胆行动起来，以便妥善管理其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和渔场）。只有通过减少资源消耗的环境影响，我们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才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