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越来越干旱，今后，争夺水源的战争将不仅仅发生在水质好的地方，人们争夺的也不再局限于“一级水”，可能是脏水臭水毒水都会高度资源化，只能靠武力和贿赂来获得。当人们攀比手头有多少“劣五类水”存量的时候，治污技术、脏水净化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等将得到普及应用，而像滴灌这样对水的珍惜使用将刺激每一滴水的“万元生产能力”爬升。
有人希望这情景早日出现，有人宁愿这样的情景永不出现。
一、“政治保水”遭遇经济要求
中国人自古就有爱向中心聚集的坏习惯，自然，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口越聚越多，进了城的人都能沾上一个光：到了城市里，用水不再愁。
发 愁的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的周边地区。河北境内有一条河，叫拒马河，从整个流域的比例来看，它流经北京的流程不过只占全长的十分之一左右。然而，这条河进北 京时有水，出北京时经常就断流了。原因很简单，水被北京城给“没收”了。河北的人急了，先是互相之间发生磨擦，后来这种小打小闹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告到上 面，要求给个说法。最后上面的安抚政策是“按流域面积用水”，然而，似乎依旧动摇不了北京的蛮横。
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河应当是永定河， 因为有了这条河，北京一度也算得上“有河流经过的都市”。但现在，有人统计过，全世界只有两三个首都没有河流经过，其中就有北京。因为永定河的中下游早已 干枯了。然而，永定河的上游却是藏着水的，水不敢往下流，原因很简单，都拿水库一圈圈缰锁了，表面上看是层层拦蓄以保汛期平安，但在骨子里，可能是为了万 一北京突然断水的时候，可以引其水来疗一时之急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开工许久了，颐和园昆明湖边的团城湖将是它奔流的终点。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南水北调”的真正用意。南水北调是“从北京以南的地方调水”，只要北京告急，河北的水库首先要给北京供水，哪怕河北的“华北大漏斗”的水盆白洋淀随时可能干涸；河北不够了，就河南，哪怕从血脉萎缩的黄河也要抽吸出来；如再不够，就从湖北，从汉江，从长江。中线不够，就东线，东线再不够，就西线。江河湖塘之水不够，就从大海；大海再不够，也许就要从贝加尔湖——这个湖里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淡水。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全球水荒，北京的“政治用水权威”正在遭受来自经济方面的要求。在今年的“两会” 上，来自河北承德的肖玉田代表说：“京津两个大都市快速发展，对环京津地区没有辐射，反而呈现出一种‘空吸’现象。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产业、人力资 源都流向了都市。还有，为了保护京津不受风沙危害，张、承区大力实施退耕还林，畜牧业发展受到严格限制；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张、承地区不 断提高水资源保护标准，仅为北京供水的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 项，造成的利税损失难以估量。但是，张承地区人民从来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京津生态的保护责任。承德人常讲一句口号：‘将风沙挡在承德，把清水送入京津。’京 津两市应该为环京津地区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补偿机制应尽快出台。国家应当加大对环京津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采 取综合举措促进区域良性循环，促进京津的产业链向周边欠发达地区延伸。”
二、推动生态补偿：小地方易，大地方难
在各类生态补偿的呼声中，水资源地、河流上游地区的呼声是较高的。作为北京城市用水的水源地，张家口从2003年起辖区内五大水库连续三年向官厅水库和白河堡水库集中输水，三年累计输水2.592亿方，其中大部分都是压缩当地农民的灌溉用水。
“以目前0.15元/立方米的最低水价计算，这五座水库(共有职工300多人)去年直接经济损失750万元。”张家口政协的白俊杰说，按入库水量0.1元/立方米的水费补偿标准，这些水库难以维持正常运行。
由于地处水源上游，张家口许多工业项目不能立项，地方经济发展受制，但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从北京得到任何补偿。1995年，北京才开始向承德、张家口支付水源涵养林保护费，每年200万，现在提高到了1800万，给张家口的水土保持费用也增加到800多万。
白俊杰提出的补偿方式是明确初始水权，上下游通过协商，对水权进行有偿转让。上游的农业灌溉用水转让给下游成为工业和生活用水以后，上游农民即能以这种方式取得经济补偿并转变产业结构。
张家口的探索在北京周边地区可能算得上“没有先例”，但在全国其他小流域地区，尤其是流域限制在某省范围内时，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尝试还是颇为“兴隆”的。
为了保证水源安全，广东省每年拿出1.5亿 元，交给上游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福建泉州市有条洛阳江，为了得到好水，泉州专门出台规定，明确下游受益政府按用水量 比例分摊筹集补偿专项资金，用于上游地区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长江支流嘉陵江去年起开始试行生态补偿机制，由上游污染企业给下游受害市民经济补偿。浙江则 制定了《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对补偿对象、区域、补偿办法，都做了明文规定，除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开发了水权交易、异地开发等市场化补偿机制。
“这里面有很多好的做法。”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特别赞赏浙江的实践，“但是如果中央没有一个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下面很难有突破性的进 展，特别是涉及到跨界的问题，中央不搭建政策平台，地方困难重重。小流域可能好办，但是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怎么办？国内的河流可能好办，澜沧江这样 的国际河流，怎么办？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云南、四川、西藏、青海、甘肃、新疆等都向下游地区提出生态补偿要求，谁来补？补偿了，水盆子可能永远清爽干 净，不补偿，水盆子完全可以变成尿盆子、毒液盆子。可是，怎么补，补给谁，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人 每天都在做两件事，一是消耗资源，二是制造污染。生态补偿，主张的是提高资源的价位，可是对污染，仍旧没有好的办法，因为治污，需要收取“生态税”——也 被称为环境税、绿税。因为脏不可怕，人要活着，就要弄脏环境，脏无法避免，问题在于人类要对脏进行处理，每个人要付费把自己的生产伤害和消费污染最大可能 地还原。“这样，你还有再一次污染的机会，其他人也有可持续污染的保障。”
作者简介：
冯永锋，《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获2005年“可持续能源记者之星”，出版著作《拯救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