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环境污染的控制；二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前城市对于前者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于后者，还重视不够，甚至城市规划者很少考虑到。以北京为例，其灿烂的文化与她的生物多样性关系密不可分。北京城区分布有古树2.26万株、郊区1.8万株，在京郊，特殊的自然环境发育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百花山、雾灵山有高等植物1200多种，是比建筑等更加宝贵的自然遗产。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大都市都不具备北京这样丰富的生态景观类型。对于这部分大自然赋予的财富，我们却缺乏高度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在实际应用中容易被人遗忘。
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行道树种植缺乏生态学的指导，中国行道树人工化痕迹非常明显，样式千篇一律，疏密掌握不尽合理。在城市中心地区，两旁高楼林立，大量种植密集的行道树，不容易使空气流通；而郊外的行道树该密集的时候，反而很通透。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我们将许多行道树的路面硬化了，不能生长灌木和草本植物。对于中小型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的生存需求考虑的较少。北方城市公路两旁清一色的杨树，严重缺乏本地的灌木和草本植物，根本没有郁闭起来，寿命短，十几年就要淘汰，显然缺乏对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虑。
一个城市要形成很强的风格，最好的做法是规划好了长期保存，越久就越值钱。承德避暑山庄的设计者康熙皇帝，在建庄之初就下令将山区的植被完整保留，尽量不引进外来种。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城市规划者们却不如古人，他们脑子里的植物只有几十种苗圃里的“商品”种类，城市缺乏本地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于是，有人将眼光盯在了那些乡村里的大树，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到乡村大量购买大树进城。于是，大树贩子们来了好生意，乡村的大树遭到了“大炼钢铁”以来新一轮最大的破坏。此风从上海刮起，很快蔓延全国，如今几乎在所有的“城市改造”或“广场建设”都能见到进城大树的身影。
山东中部的一座地级市改造, 从乡下采购大树6400余棵, 胸径大都在30厘米以上, 平均每棵1万元左右, 其中从湖北省挖来的一棵梣树收购价高达22万元；贵阳市为争创全国园林城市，采取“大树进城”的绿化方案，从农村或林区大量购买已经长大成林的树木。可好景不长，大树进城后不久开始成批死亡，死亡率超过70%。东北某城市要实施“万棵大树移植工程”，要消灭“城区内无大树的历史”，而他们的目标，竟是用2-3年的时间从乡村移植大树30万棵！大树进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造成乡村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的严重破坏。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与周围的土壤、土中的生物、树下的地被、树上的鸟兽昆虫，形成了良好的依存关系，将大树挖出并“截肢”处理，完整的群落生态必将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的恶果是水土流失，鸟兽失去家园，与其改善的城市局部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在移栽过程中，每棵30厘米以上的大树要挖土坨1-2吨，造成大量土壤损失。如今，大树老树被卖进城市，乡村美景为之失去颜色。乡村没有了老槐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许多返乡的“贺知章”们叹息道。
第二，移栽过程中造成大树甚至古树死亡，是对生命的极大摧残。龚自珍在《病梅馆记》悲叹人们对梅花的摧残，现今，人们对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根繁叶茂的大树，去其根系，删其枝叶，加上长途运输，大多在移栽过程中死亡了(死亡率高达50-70%)。即便成活，好一棵参天大树，也只落了个断臂之“维纳斯”，有什么美妙可言？
第三，助长了形象工程、浮躁工程蔓延。树木生长很慢，这本是自然规律。20多年前就有许多专家建议在苗圃里种植乡土树种，长成大苗，以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未被重视，才有了今天大树进城的悲剧。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纠正人们的“速绿”心理。利用大树古树使城市迅速绿化，是典型的形象工程和浮躁工程，这种“速绿”导致了不少人不认真培植和经营苗圃，而是将其作为囤积倒卖外来大树古木的场地，使苗圃基地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第四，助长了贪污与犯罪。尽管大树进城耗资巨大，因其有利可图，大树还是成了紧俏商品，由此“打造”出了一批拐卖大树的树贩子，他们出没乡间，借机谋利。根据我们调查，一棵百年以上的老梨树，苗木贩子给的价格只是几十元到百把元，而雇用吊车费用每小时200元，大树拉到城市就值上万元了。其中的钱让谁赚走了，不言自明。一些负责城市绿化的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是非常难免的，因为利润空间很大。
第五，大树进城带来了病虫害。乡村的树木因适应周围环境，虽有病虫害，因其生物多样性复杂和大量天敌存在，不易爆发。而单一的大树进入城市，树干中沉睡的虫卵们遂失去了控制而大量爆发。城市中增加的小蠹虫、白蛾、扁刺蛾、星天牛等许多就是随大树而进城的。
总之，城市增加生物多样性必须从科学规划抓起，要保护本地生态系统，有目的地从城市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引进植物，并促其形成自我维持的植物群落。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绝不能靠“大树进城”。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专家委员。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