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要求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一条他所在城市的新建住宅区的最佳旅游线路时，我从未想象到这能激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支团队去提议发动一场关于中国如何发展其新型社群的变革。
我们从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办公室出发，乘坐一辆黑色的外交轿车，一路的警笛声使我很快意识到我们拥有权威的交通特权。出了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天津，我们取道一条通往西北方向的主干道，其交通之拥堵喧嚣，是美国无法相比的。
在道路交叉口，即使设置了信号灯，也依然上演着“比试胆量”的可怕游戏。小汽车、大卡车和公共汽车在数量相当的骑车人（经常携带着多个乘坐者和货物）和行人中行进。灰尘和污染非常严重，以至于大多数骑车人都戴着口罩。在警笛的呼啸声中，我们沿着路肩快速行驶，沿途经过了一系列漫无尽头的开发项目，包括一片新的大学校园、高科技园区和多个高密度住宅区。目之所及，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在中国，用以支撑这种超高速发展的基建规模难以想象。据估计，中国每年兴建50多个300兆瓦的火电厂，而加利福尼亚州在过去五年里只兴建了36个这样的火电厂。中国正在着手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道路建设项目，其规模相当于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在多数基础设施领域，这种开发的资金和物质代价增大，其原因在于，中国正在不顾一切地拼命赶超。
例如，估计目前有60％的污水注入河流而未经任何处理。不仅为新项目铺设污水管道和建立集中处理厂耗资惊人，而且，由于没有清理现有的污水管，污染的河流加剧了输送卫生饮用水的挑战。一些城市规划学者质疑目前的发展速度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而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估计中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建筑规模，而这相当于建设了两个新英国。
当这些污染和拥堵的公路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物与为了满足新开发项目而上马的火电站的污染结合时，就在未来数年内，对中国的公共健康和全球气候变化构成了一个严峻挑战。中国大型城市中有五分之四的空气质量令人无法忍受，这导致有60万人死于哮喘、肺气肿和肺癌。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了全球的25％（美国占30％）。按照这个发展速度，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将超过美国。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集中显示，目前全球变暖的周期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和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物有直接关系。由于排放分为不同级别（从2c到10¾c），可以预计，全球变暖对地球自然系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总的说来，问题就变成：世界能急剧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物以避免灾难性场面的出现吗？这就要看美国和中国怎么承担起责任了。
幸运的是，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挑战，并且正从全球范围内寻求有关城市规划的最佳建议和理念。我们伯克利分校小组就受到了天津城市规划设计院的邀请，来帮助天津这个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探索发展的原则和形态，目的是为紧凑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方便通勤者出行的社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更多地依赖公共交通和自行车，而不是小汽车。由于有一半以上人口都不住在城区，天津就意识到有必要修建一个由地铁、轻轨和互相衔接的公交车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以避免类似折磨着北京和上海的交通拥堵。
在修建完设计中的七条轻轨中的两条后，天津寻求在轻轨站附近进行开发的指导性建议。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一个由建筑系、城市和区域规划系、园林建筑与环境规划系三系学科交叉的师生小组通过提供解决现实中关键问题的设计方案，对天津的寻求予以了回应。天津城市规划设计院资助了这个长达一个学期的项目，包括对天津进行为期一周的走访，分析以及初步设计。在伯克利分校小组这边，有3名中国学者加入了15个人组成的小组，为项目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现实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但是，在这个学期里发生的事情大部分与我们中国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的影响有关。
在我们的目的地，我们通过一个入口，两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向我们敬礼，进入一个精致的销售展示厅，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新建住宅区的全貌，和精心制作的供销售的各类单元房模型。他们计划建设一排排的连栋房屋和公寓，其设计质量很高，与在荷兰、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见到的相似。
车辆和行人通往住宅单元的道路由制式的街道标志引导，每个单元停车场地有限，但围绕着社区围墙却提供充足的停车位。园艺建筑很受关注，街道、人行道及各类通道都由各种各样的材料铺设而成，路两旁绿树成荫。这里有特点的还包括几个小公园、学校、一个小型中心商业区、娱乐设施和一个被多幢塔楼环绕的湖泊。
我迅速地估计了一下这里的人口密度，在每英亩75人至100人之间。我的中国东道主对该项目的设计质量感到自豪，而当我和他一起深入了解该项目时，我觉得在这里出售的只是一个门禁式的、私有化的城市性，一个受到精心控制的带有城市主题的开发项目，而与这个城市的现实相距甚远。而且，一个门禁式的出入口给了住户一种归属于特权社区的感觉。很难不把它解释成为一种社会隔离的形式。
我们的东道主向我们展示了在天津的多个同样的模式样板，即在一个约1英里或1.2英里的区间里新街道纵横的门禁式超大社区。一个投机开发商已经在我们查看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项目位置上着手建造门禁式超大社区。我们马上感觉有点不对劲。这个正在建造的项目只为这个门禁式社区里的居民服务，而阻止了其他人通过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轻轨站。其它项目中的居民则被迫要走路或骑车1英里甚至更远才能到达第一个社区。
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东道主难道看不到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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