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

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 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 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气概。

然而，时至今日，当初选择定都北京的这些最重要理由都已不复存在：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无需“天子守边”就能够防止安禄山之辈重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东方已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内蒙古已经牢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苏联解体、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消除了来自北疆的军事威 胁；定都北京已不再有接近盟国的意味。

与此同时，继续定都北京的负面作用却日益暴露。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中国当局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未必没有可能解决不了北方的环境问题，反而把本来环境还好的南方也毁了。而且，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也正在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也许这可以指责是“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中国必须反思，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环境容得下放松地根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中国政府可以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它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

更糟糕的是，只要继续定都北京，北京环境负担、生活品质继续恶化并将波及其它地区的趋势就不可能逆转。因为一个传统上并将继续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大国必须在首都集中相当的资源，而只要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北京，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人们就会涌向北京寻找机会，这是中国国民的权利，不容限制，但这客观上必将进一步加大北京的环境负担。在最近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所作报告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但继续定都北京，恐怕就是最大的区域发展失误。

如果北疆仍然存在一个虎视眈眈的重大现实军事威胁，如果北京现在只有三五百万常住人口，那么，中国确实不必考虑迁都；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认真考虑迁都了。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随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中国经济前景日益瞩目，迁都有助于提供一个新的经济题材克服潜在的危机。

如果迁都，新的首都应当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这样的话地理位置适中，环境容量大，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它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 由于新都土著人口不多，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地头蛇势力绑架中央政府一味索取局部私利，也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而不至于在首都还大量使用方言交流。

本文首次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