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的2008年灾祸连连，似乎要以大不幸来刺痛这个古老的民族。当这个民族历经雪灾、暴乱、车祸、地震的重重考验之后，原来那种肤浅的盛世喜悦也被冲淡了许多，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凝重和沉痛。在灾区的小学课堂上，温家宝总理更是手书“多难兴邦”四个字来表达中华民族面对频仍的灾难依然不屈奋发的态度。
灾难固然是一种不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彻底反思灾难之成因并励精图治；如果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能激发起贯注着理性与信仰的救赎之心；如果一个社会，已在充满着艰难险阻的茫茫前路中看准了方向——灾难就会成为“兴邦”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能从这次地震灾害中反思和汲取足够教训，并开启改革之路，应该是对生者和死者最好的告慰。
为此，首先应该改革的是中国的危机处理机制。在中国，危机处理必须要成为一种日常机制。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曾对英国处理突发性危机的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使民众时刻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在各种建筑物的显眼位置随处可见消防条例、安全规则、注意事项等警示性贴纸，并且都是简单粘贴，便于经常更新。此外，英国经常进行消防、逃生等演练。演练时间经常在半夜两三点钟，并且要求居住人员在几分钟之内就全部撤出楼外。而每个人也都非常郑重地对待这些演习，用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甚至穿着短裤在12月的寒风里瑟瑟发抖，直到消防员确认了每一个人都撤出，检查了所有消防设施，记录下整个过程之后才回去。
平时的演练越逼真，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小。而危机处理规程的完善细化、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也是在这一次次看似劳民伤财的演练中不断提高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性事件，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本能。学生可以不用老师组织，就在第一时间用最快速度逃生和救人。而在中国，由于公众对于地震的防治平时很少被训练和引导，时间长了，公众自己也会松懈甚至淡忘，危机关头逃生效率、救灾的效率自然不高。应该说，这也是地震灾害中造成人员损失巨大的原因之一。
其次，像这样的灾害，仅靠政府本身是无法应对的，必须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地震后进入四川灾区的志愿者有数十万人，在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发出号召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农民工、学生、甚至一些受灾者本身，都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公民热情在这次灾难面前空前高涨，即使在那些最难以进入的山区，都有志愿者的身影出现。但与此同时，政府平时对NGO缺乏沟通和管理的后果也显现了出来。对志愿者的组织工作十分混乱，信息提供不够完整及时，地方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什邡市委书记甚至表示不再欢迎志愿者的到来。平时与NGO不加强联系，关键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双方的关系，甚至认为他们是来添乱而简单地赶走，这不是正确的方法。灾后政府应该反思如何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完善社会志愿服务的日常化管理体制，把公民志愿意识对接到政府的危机处理体系中来，同时还要加强政府本身的管理水平——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我们国家应该以此次令人痛心的灾难为契机，改革过度以发展为中心的思路，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民生系统的完善上。
例如，事关民众生命安全的地震科学观测工作，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受到很大冲击。就在地震发生前几天，北京的某地震观测站在一夜之间被房地产开发商夷为平地——一切为发展让路。同时，科学研究本身也做得不够，例如地震地区的地震局网站上，主要内容、包括震前几天的信息就是春游、跳绳比赛、学习政治文件等等，没有一件是和地震预测工作相关的。长此以往，如何全面完善中国的地震监测系统？改革国家地震灾害的预测体制，去除官僚化的习气，重新建立专家、公众、政府之间的有效互动，是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
同时，这次地震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与政府监管缺位、教育弱势、公共建筑标准过低等一系列体制性因素也有关系。在地震中有近7000所校舍垮塌，其中北川中学教学楼跨塌导致1000多名学生死亡；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倒塌，十几个班级的学生遇难；汶川县映秀小学教室垮塌，数百学生遇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离北川县城极近的五所希望小学在这次地震中不仅教学楼没有垮塌，连玻璃幕墙也没有掉落，原因只不过是这五所由同一出资者严格监督建造的学校在建筑过程中没有偷工减料，按照建筑标准施工而已。在中国，学校倒塌已不是新闻，学校不倒才是新闻；偷工减料是常态，实实在在按标准盖楼反而罕见，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在建筑过程、监督过程、甚至设计过程都存在很大问题而导致塌楼的情况下，尽管有老师奋不顾身去救学生，但他们又能救几个人呢？这些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人为错误，却要老师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弥补其万一，实在令人义愤填膺。
因此，最重要的防震工作就是——把房子盖得结实些！地震不会杀人，杀人的是建筑。而要想盖更多结实的房子，最需要的其实是制度的全面改革。有人说，这次地震后应该提高学校建筑的防震标准，但问题是，如果制度不进步，光是提高标准又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改变以往单纯注重发展而牺牲环境和自然，不重视民生保障体系的做法，全面提升中国民生保障体系的制度化水平。
曾子墨在采访唐山大地震预测者后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能够承认自己的弱点，就有进步；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的过失，就有希望。”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损失同样巨大，暴露出日本在关西地区缺乏足够的防范措施和救灾系统，但也引起了全日本对相关问题的反思和改革。之后的十几年，即使在同样强度的地震中，也再没有那样大的损失。
所以说，多难不是兴邦的原因，只有因多难而警觉、而改革才是兴邦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那降下的国旗对生者的意义要大于对死者的意义。因为它逼迫我们必须要反思如下问题——怎样把学校建筑得更坚固，并严惩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怎样保持这次新闻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及时有效传播的能力，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怎样将捐款去向透明化，以保障人民的慈善爱心不被滥用等等——生命的代价只有换来进步，才对得起那些逝去的生命！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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