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30年（1978-2008）》
牛凤瑞 潘家华 刘治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中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转型之中，城市发展是这个过程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牛凤瑞、潘家华、刘治彦三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城市发展30年》一书，对30年来城市发展过程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一）
纵览全书，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走，是本书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牛凤瑞教授等作者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城市化特征。
按照牛教授的阶段划分，我以为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属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恢复性增长。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是城市化伴随工业发展的正常增长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社会各界认识到城市化滞后是影响内需市场扩大的主要障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矛盾焦点，城市化逐渐列入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到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到底如何评估中国30年的城市化进程？本书提出的关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到底是滞后、超前或冒进的判断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者在研究之后得出中国不会陷入“拉美陷阱”的判断，也是实事求是的现实总结。
（二）
本书用相当篇幅探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有很多真知灼见。在这里，我也想谈一下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城市发展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
第一，解决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我的这个判断可能与一些学者的判断有出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大家的共识。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决定着经济社会历史演进的节拍。改革开放30年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以为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基本适应。
第二，为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城市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它为要素集聚、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城市是产业的集聚地，交通、通讯、金融、科技、信息、服务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发展都是以城市为枢纽来向外延伸的。
第三，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化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其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为技术进步、技术外溢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投资和消费层面扩大了内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扩大了就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但是，我们他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97年为2.47∶1，到2007年已扩大到3.33∶1。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加剧了城乡矛盾和二元结构，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城市公共服务，成为弱势群体。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区域性水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日趋强烈，有些城市已经达到承载力极限。
因此，我以为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地解决城乡发展失调的问题，探讨新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是当务之急。
（三）
本书的作者在探讨新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提出了特点鲜明的发展模式。牛凤瑞教授提出的中国特色城市化的几个特征，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启发的。他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当是集中型的城市化、多样性的城市化、政府主导与市场基础作用相结合的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等；潘家华教授则重点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需要特别关注城市的环境问题，我想潘教授是想致力于建立一种城市发展的“环境模式”；刘治彦教授更是对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做出了深入的分析，我想刘教授是想致力于建立一种城市发展的“空间模式”了。
本书的其它文章，也有许多闪光的观点。如李学锋博士重点研究城市群内部的城际关系，引入数量分析的成果来解释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付晓东教授关于城市经济改革的研究、顾朝林教授关于城市开发区问题的研究、王凯教授关于城市规划体制改革的研究、李恩平教授关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都有引人深思的观点，或者是振耳发聩的呼吁，给读者以大量的城市发展的信息和政策研究的取向。最后，本书以清华大学毛其智教授对城市科学发展的精辟总结作为结篇，为本书增色不少。
孙久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