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讲座结束后，常永官总是第一个举手提问，他甚至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也抓住机会和讲演者聊个不停。人们很容易误认为常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大学生，但是，他实际上是中国西南人口最多的城市——直辖市重庆大渡口区副区长。
常永官所参加的培训是专门针对中国市长所开展的为期一周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城市建设”专题讲座。该讲座由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组织（简称“聚思”）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属机构全国市长培训中心共同举办。共有来自25个城市的市长，或相同行政级别的官员，来到北京参与了该培训。
常是去年被提拔为重庆市大渡口区副区长的，在此之前，他在重庆市环保局工作了近20年。在中国，官员的提拔需要政绩的综合考核，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他的丰富的环保实践经验显然为他在政治道路上的前进加了很多分。
然而，常永官一上任就面临着中国大多数市长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解决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和日渐枯竭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他希望通过这次培训，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建方面的专家，帮助他支些招儿。
做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共有12个区，大渡口是其中之一。该区现有人口24万，预计在2020年，将会达到45万左右。而根据《大渡口区十一五规划》，该区计划在2006年至2010年之间，其GDP的年增长保持在12%。同时，根据常永官的介绍，大渡口是重庆的老工业基地，辖区内有重庆重型铸锻厂，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大中型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长年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给该区的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居民也深受空气污染之害，很多人因此得了哮喘。
常永官必须摸索出一条既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又不破坏环境的道路。这也是来参加本次培训的市长们的共同愿望，不论他们来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北京或者上海，或是来自偏远地区——甘肃或者贵州。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快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在未来15年至20年之间，大约有4亿的中国居民从农村搬进城市，大概相当于每年建造两个纽约市。这个规模令人吃惊，因为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5年，中国城市将新铺设50亿平方米道路，建设170条快速交通体系。到2025年，各城市将建设500万座建筑，面积达400亿平方米，其中将有5万座摩天大楼。同时，中国将出现12座人口在6千万左右的超级大都市。
人称“LEED（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建立并推行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之父”的罗伯特·沃森，将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比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中国的市长在他看来就是“在最前方冲锋陷阵的勇士”。
这种比喻并不夸张，因为中国正在用世界上7％的土地和水资源、4％的油和2％的天然气资源供养着21％的人口，而这些自然资源部分还是被污染的。
仇保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亲自给这些市长上了第一课，主题就是如何实现有序的城镇化。
“市长必须掌握城市化的相关知识，”他说。“中国有的市长在规划城市发展时曾经犯过错误，有的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比如为了获得土地填湖或者填河，这种做法完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
其它的讲者还包括前伦敦市副市长Nicky Gavr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tephen A. Hammer，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节能领域的专家江亿等。
河南省信阳市副市长张春香在培训结束后说：“这些讲座帮助我们扩展了视野，接触到了很多新观点，大家都很受启发。但是如何把国外的成功经验引入中国、如何把美好的规划付诸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听了前伦敦市副市长尼基·嘉夫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芬·海默的演讲，张春香受到了启发但也感到困惑。
“把能源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好。” 张春香说道，“但是讲座中也提到，任何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方案，如果要付诸实施，至少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四年一换届的惯例，如何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是每个城市规划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有的市长则通过这次培训纠正了长期固守的关于节能减排的错误观念。比如，尽管常永官本身就是环保领域的技术型官员，但是他发现原来以为办公楼安装中央空调可以节能的观点竟然是错误的。
“看来我们又需要改造了，重新安装上分体式空调。这样，在周末或者假期，没有人上班的时候，空调就不需要一直运行。” 常永官说。
中央政府制订了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希望借此实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参与培训的市长们私下都透露说，尽管中央政府的节能减排目标非常明确，但是由于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北京并没有给地方政府以明确的、详细的指导。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市长们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琢磨出适合当地的办法。这也是参加培训的市长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听课的原因。这次培训也为市长们提供了一次与前沿环境专家对话的机会，有助于实现向低碳社会转型。
孙晓华是《中国日报》的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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