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会指出“猪流感”应该被称作H1N1型流感，但在我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当我步入陈女士的办公室的时候，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捡起一张小猪剪纸。小猪剪纸脸朝下掉了下来，陈女士小心翼翼地把它正面朝上地放好。这是一张金粉色的糖纸，是2007年猪年留下来的东西。她说，这个小猪太可爱了， 实在舍不得把它扔掉。
一年前，陈冯富珍在一次出人意料的选举中成为了一名出人意料的候选人（前任总干事韩国籍李钟郁在任期内去世），然而她却以明显的优势当选，成为首位执掌联合国主要机构的中国人。2005年规则的改变（世卫组织不必再向各国乞求他们提供威胁全球的卫生信息，而可以要求各国提供信息）也让她成为公共卫生史上最有权势的人。
身穿橙色夹克、脚蹬式样简洁的橙褐色缪缪牌皮鞋的陈冯富珍尽管看起来身材娇小，但是她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威严却丝毫不减，更确切地说，这种威严是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的。在一个以官僚作风而著称的组织里，她的直率令人耳目一新。她很清楚这是她的长处——“大家都知道我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事情是怎样的我就怎样告诉他们”——但是这还不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或者说最让人感觉真实的（对那些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她喜欢突然间唱歌的嗜好。曾经在一次关于禽流感的高峰会谈上，为打破凝重的气氛，她随口哼了几句《国王与我》中的插曲《开始了解你》。）
几个月之后，2009年6月11日，她成为了41年来第一位站在世人面前宣布一种新病毒已经达到了大规模流行程度的世卫组织总干事。就在宣布前的最后几分钟，科学家们还同她打招呼并提醒她将警戒级别调到如此之高应该慎之又慎——但是“大规模流行”的严格定义是指一种新的疾病在很多国家的传播已经失控，而陈冯富珍的决定正是基于这一定义。6月11日，74个国家发现猪流感，即甲型H1N1流感感染病例；而仅仅4周后，当我们在日内瓦会面的时候，已有140个国家被刚刚证实发现了感染病例。
62年前，陈冯富珍出生的那一年也是一个猪年。在获得文学士学位后，她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曾在高中教过家政学、中文和英文等课程。然而，当她的男友去加拿大学医时，她决定一同前往。可是，当发现即使这样她还是很少能够见到男友时，便自己也申请攻读医科，和他成了同班同学。毕业后他们回到香港。1994年她被委任为香港卫生署署长，领导着7000多名工作人员。3年后，她经历了一场禽流感大爆发。
陈冯富珍在那个时候懂得了沟通透明度的重要性，而过分的承诺与没有承诺一样有害。她始终记得（这件事让她在香港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当她竭力告诉公众吃鸡还是安全的。“他们问我，‘你还吃鸡吗？’我说，‘是的，我吃。 我每天都吃。”最后一句话让她懊悔不已，因为这句话显然会破坏她的公信力。没人会有这样的饮食习惯的，对吗？
批评她的人并不知道事实上这是真的：陈冯富珍确实每天都吃鸡肉，就如同在日内瓦5年以来每天中午她都吃一个金枪鱼三明治（除了公务活动之外）那样。她的工作非常重要，充满了未知。她说这些固定的要素对“保持自我的冷静”非常重要。 所以她现在每天吃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并且坚持每天上午在跑步机上进行锻炼。
然而，当时香港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她不得不最终下令扑杀港内所有150万只鸡。2003年，当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 袭来时，她已经身经百战，手段强硬，这让她赢得了“铁娘子 ”的称号；尽管香港有299人死亡，并且有人批评她在某些方面行动缓慢（对此，她的回应是因为从中国大陆很难得到准确的信息），但是很多专家还是对她的高效表示赞赏。随后，她被聘到世卫组织负责提高该组织在应对传染性疾病时的反应。当时的总干事对她说：“你是唯一一位处理过危机的人。我已经有了很多纸上谈兵的专家，现在我需要的是将军。”
陈冯富珍所要面临的战争来势凶猛。据2007年世卫报告《构建安全未来》估计，禽流感大流行可能会使超过15亿的人口受到感染，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5%。猪流感是否也会具有如此之大的规模？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但是也许在一轮中的波及面不会那么大。它有可能会反复发作” 2到3轮。
那么，在她看来，同以往的流感病毒大流行相比，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她认为，“从感染国家的数量和受感染人数看，这次是规模最大的。”
其规模甚至超过1918年的流感？ “但是，若论死亡率的话则完全不同。1918年那次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我不想作任何预言……我希望不会看到1918年那样的场面。但是我们应该会看到有更多的人被感染，有更严重的病例发生，包括死亡。”
猪流感的规模可能已经超出了所有人所知道的程度。六月初，只有6个非洲国家报告发现了病例。但是，陈冯富珍当即认为这是某种误导。在5月初WHO提供实验工具之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种疾病都没有任何检验的方式。此外，模型显示猪流感的发病率为30%——一旦病毒入侵某一国家，很可能该国30%的人口会在某一时刻被传染。
在英国等富裕国家，她观察到，“疾病得到了自我控制。一些人甚至在没有服用药物的情况下就得到了康复。但是对于一个有着高比例HIV感染人群的国家，或者对那些国民长期营养不良的国家，或者是高比例糖尿病国家而言，是否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因为所有这些疾病都会对免疫系统造成损害。
孕妇是易感人群之一；每天每分钟就有一名妇女死于分娩或妊娠。此外，与季节性流感不同的是，H1N1型流感首先感染的是30-50岁之间的健康人群；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年轻人口，而他们往往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
除了没有检验设施外，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达菲一类的抗病毒药物. “这公平吗？”陈冯富问道，“让这些国家赤手空拳地对抗病毒流行？” 所以她不得不去向那些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公司伸出双手：罗氏刚刚提供了560万剂免费的抗病毒药物。陈冯富珍已经把这些药物送往了发展中国家；她正在设法争取另外500-600万剂，并希望能尽快获得这些药物。
“疫苗就困难多了，”她含蓄地说，“因为制造能力有限。”欧洲和北美的企业，以及一些亚洲的小公司正在全速制造对抗新病毒的疫苗。“8月份就会有一种疫苗问世。但是有一种疫苗和有一种证明安全的疫苗并不是一回事。要想获得临床试验数据还要再经过2到3个月。”
而取得疫苗的过程是医疗不平等现状中的一个有益的教训。“大部分的生产能力已经被富裕国家预订了。我不禁又要问：发展中国家是否必须排在最后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6个月之内都不会拿到一瓶疫苗。”
所以陈冯富珍竭力说服药厂能够挤出一些生产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 ——她所要求的比率仅仅是10%。“最重要的是要有疫苗的供应，以保护卫生系统的正常运作。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孕妇、癌症患者、糖尿病人等要始终放在首位。同时，我还意识到需要为各国提供一定数量的疫苗使他们能保持社会稳定——比如必须给执法人员和消防队员接种疫苗。这样就能确保社会能够以正常方式运转。”
当然，由于预计猪流感“到目前为止情况还不严重”，许多国家可能根本不会选择接种疫苗，或者不会选择强制接种疫苗。然而，事实上，据估计每年有25万人到50万人死于季节性流感（其中还不包括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呼吸衰竭或心脏疾病死亡数字）。因此，猪流感的情况有可能会随时发生改变。7月中旬，英国科学家承认猪流感的突然传播使他们感到非常意外。陈冯富珍意识到，尽管猪流感病毒有可能在相对而言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自行得到控制，但是也有可能突然发展为一种更易传染的、更加致命的突变病毒。
当然这就要求陈冯富珍在面对各种其他流行病和危机时，将猪流感作为重中之重；比如，气候变化对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她看来，这无疑“将成为21世纪最关键的问题”。
她预计，粮食安全性的减弱将意味着死于营养不良和痢疾的人数将会上升，并且还可能引发更多的战火。更多的洪水将意味着更多的水体污染和水安全问题，由于受伤及溺水而导致更多的死亡。更多泥泞地区以及温度的变化意味着疟疾和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的显著上升。
“我们预计，在未来的10到20年间，非洲的粮食生产将下降50%。这样一来，会有多少人将要挨饿？而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孩子无法发挥他们的学习潜力，进而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陈冯富珍还担心那些非传染性疾病（癌症，糖尿病，以及吸烟引起的相关疾病等）大量增加的情况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西方富裕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她看来，这些疾病不像疟疾、脊髓灰质炎、或者艾滋病等疾病那样能够引起一些公益基金的兴趣。“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面临的疾病有60%-80%是所谓的由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疾病”——直到近2年，布隆伯格以及盖茨基金会才对这类疾病展开了行动。而之前，非传染性疾病没有接受过任何资金援助。
当然，一些对抗疾病的战斗还在继续——疟疾(至少7个非洲地区的死亡人数减少了一半), 小儿麻痹，麻疹，艾滋病和肺结核（TB）等，而另一场全球性危机正在威胁我们。陈冯富珍警告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耐药结核菌。一旦情况失去控制，后果会非常严峻。这将使我们回到抗生素之前的时代。”
陈冯富珍的一天从上午7点她的跑步机上开始，在深夜埋头的公文堆里结束。她的丈夫没有选择与她一同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他无事可做，而陈冯富珍则要频频出差），所以她独自住在离WHO总部有5分钟路程的一幢公寓中。她不开车，只会讲很少的几句法语，刚来的时候她甚至在商店里找不到一个开罐器。30年来一直是她的丈夫负责做饭，所以她甚至忘了该怎么做饭。一年半后她因为贫血病倒了。50年来首次离开丈夫独自生活让她付出了代价。
“对不起！” 她一边说一边无助地摆手，擦掉眼睛里的泪水。 “当我谈到我丈夫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个有意思的人，很可爱。有一次我说 ‘志雄，我能签一份协议吗？’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好吗？’这并不容易。但是我想这是为了全球健康而必须作出的牺牲。”
职位的任期是固定的；再过2年半她的任期就将届满。而在这期间，她必须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她就将飞往沙姆沙伊赫与数位世界领导人的夫 人探讨产妇死亡率的问题；在这次短暂停留之后，她将飞往香港，度过几星期的年假。“疾病流行，”她苦笑着说，“你不能真的休假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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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由 世界卫生组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