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后代坐在摇椅上给他们的儿孙讲述起21世纪初的风起云涌，故事必然要从一个寓言开始，这个寓言发生在一个叫做迪拜的地方。几十年后，当时间朦胧了细节，故事听起来有便点像圣经故事或伊索寓言。“孩子们，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沙漠国王，他渴望着把他的版图变成全世界最奢华的王国。他要建造地球上第一高楼，建造富丽奢华超乎人类想象的大饭店。他挥金如土，原来的沙漠变成宽阔的公路，挤满了世界上最高级的汽车，人们觥筹交错，彻夜笙歌，享用着蘸着金箔、散发着鹅肝香味、塞满龙虾肉的寿司，每个售价高达100英镑。”
“即使自然本身也阻止不了他。他命令在本来没有海滩的地方人工建造海滩，并且把它们弄成各种天马行空的形状，如果众神从天空俯视，就会看到棕榈树甚至世界地图形状的沙滩。他花钱太多也太快了，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而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这些钱全都是借来的。终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将重新归于流沙……”
或许最终的结局并非真的这么悲惨，但这个故事注定具有历久弥新的震撼力。对于在当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全球资本主义来说，迪拜就是一个完美的隐喻。无论在经济上、道德上还是环境上，从任何角度来看，迪拜的独裁者——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的 梦想都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世界无从对迪拜嗤之以鼻，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傲慢的摇着手指，告诉阿拉伯人如果他们认为可以建成一个可以与伦敦、纽约和法兰克福等 相匹敌的金融中心，完全是被骗了。我们没有资格俯视迪拜，因为它的缺陷也正是我们的，尽管它们被放在光怪陆离的聚光灯下。
富人们开始扪心自问下一个牺牲者会是谁，金融时报认为是希腊， 其他人猜想是拉脱维亚、匈牙利，甚至还有爱尔兰。因为这些国家犯了和迪拜一样的错误，尽管在程度上可能有所差别。他们肆无忌惮地透支信用卡，疯狂消费，而 现在账单已经到期。但是，犯错的绝不仅仅只有这些地方，我们人人有份。明年日本的公债即将接近其GDP的两倍，美国的债务也与经济产出近乎持平。英国在这 方面也不甘落后，预计其债务将达到GDP的89%。我们都依靠借债度日。
从这一点来说，希望把伯瓷酒店建成世界唯一一座七星级酒店的国王与那对弗罗里达夫妇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后者是从拖车屋搬进了公寓。他们都是用别人的钱买了自己买不起的东西。迪拜不过是这个次贷世界上的次贷小国家而已。
当 然，这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不是类别上的，而是程度上的。迪拜繁荣有两个推动力：一个是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事先没有一个人想到它竟然也会下跌；另一个是廉价的资金，低利率使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听起来毫不陌生，因为它不仅是我们前不久情形的写照，也是眼前的现状。我们大手大脚地花 着轻易借来的金钱，这是我们努力摆脱眼前泥潭的办法，也正是我们陷入泥潭的原因。
比起其他人，我们英国人更不应该在评论迪拜时装模做样。迪拜力求变成一个金融和旅游中心，但人们它的一个批评重点就是它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基础。那里根本没有实体经济，迪拜产生的实际上都是泡沫。那么，依赖于City（伦敦传统的金融区）和服务产业的英国，难道真的敢说我们和迪拜有多大差别吗？事实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实体经济。
但是，我们对迪拜的批评还有其它要素——那些令人瞠目的奢侈品都是建立在异国工人的血汗劳动之上。超过100万来自印度、孟加拉和亚洲各国的男人和女人把迪拜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居民只有采珠工人和渔民）变成阿拉伯的拉斯维加斯，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是近乎非人的奴役和少得可怜的工资。他们住在工棚里，每个工棚塞着3000甚至更多的人。在迪拜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们的角色就是为外国豪客和富有的当地人服务。这完全就是一个奴隶社会。
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这种道德上的悖逆，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说西方的经济繁荣在2008年之前的15年中之所以能成几倍地增长，完全是低通胀率 的功劳。但通胀率为什么会一直这么低呢？原因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一直被压得很低，千百万中国工人的辛勤劳作成全了西方的繁荣，而他们的工资之低也已接近奴隶 制。因此，我们可以谴责那些在迪拜的购物中心购买爱马仕名包和莫罗·伯拉尼克鞋子的淑女们，但她们和Primark 抢购便宜货的人群并无二致。这两个群体都在享受着遥远异国人们的廉价劳动。
从环境上来说，迪拜更令人惊讶。为了让花园变得凉爽，竟然让空调开足马力向露天吹风；再加上作为“社交礼仪必需品”的四轮驱动越野车们和室内滑雪场（这要在酷热的沙漠中心保持零度以下的温度），因此阿联酋（UAE）在全球人均碳排放榜上高居第二简直是毫无悬念的事情（超过它的只有其海湾邻国——卡塔尔）。但英国的化石燃料消费让我们很难面无愧色。从这一点来说，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迪拜和我们毫无二致，只不过程度更深而已。
关于迪拜寓言的普遍性，还有一个同样重要而特殊的部分不可忽视。尽管国王竭尽全力装得若无其事，迪拜绝不是其他地方可以复制人造仙境。它是波斯湾的一部分，彻底暴露了这个地区最丑陋的一面。
和其他酋长国及海湾国家一样，迪拜并没有把它无尽的财富用在自己的人民身上，更不用说更广泛的阿拉伯地区的人民了。恰恰相反，正如杜伦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戴维森所说的，“他们只是进口了所需的现成货而已”。
因此，通过高价“买进”能够营造出西化社会浮华表象的建筑师和主厨，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跳过了培养自身人才的尴尬中间阶段。随便拿卡塔尔举个例子，该国解决运动成绩问题的办法不是想方设法训练本国的孩子，而是出钱让外国运动员加入卡塔尔国籍。这种措施在2000年奥运会上取得一点成果，当“卡塔尔运动员塞伊夫·萨赫德·阿萨德”走上举重铜牌的领奖台时，只有迂腐的书呆子才会指出这位“阿萨德”先生实际就是保加利亚运动员安吉尔·波波夫。
迪拜的面前还有另一条敞开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人们的追求不是帆船形状的酒店、人工群岛和帕丽斯·希尔顿式的派对，而是一个学问胜地，栉次鳞比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直追伊斯兰黄金时期的学术巅峰。心怀这个梦想，海湾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力之源，而不是阔少们的游乐场。那时候，这里还会产生一个新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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