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上海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但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合人居。关于中国城市的严重问题，《南方都市报》记者张传文采访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
张传文：上海世博会首次以“城市”为主题，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意义？
张松：中国需要总结城市建设中的失误和教训，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现在世博会有许多炫耀的建筑物，但很难讲有几栋能成为经典作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前任院长吴志强教授是世博会的总规划师，在实施方案制定初期就提出过要关注城市，不要做什么标志性建筑。
他有一个世博会方案，即上海世博会要构建“净水、产能、增绿、降温”的“正生态”城市概念，建筑物、场地以及景观的设计，在展示降低城市能源和资源消耗最新成果的同时，成为“正生态”城市理念的典范。
但我想世博会建设周期这么短，恐怕很难实现这样的理想。也许有些建筑采用了一些生态技术、用上了部分节能材料，但世博会规模巨大，受投资和技术等条件限制，结果与最初设想会有很大距离。
上海世博场地原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如果尽量利用，可能要比现在的做法省事，或者更能体现环保理念。但世博场馆建设中虽留了几个老厂房，但大多拆掉了。
国外大型文化设施建设，可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利用旧建筑改造。与北京一起申报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巴黎，其奥运场馆建设方案就是计划利用老工业区厂房改造形成。
中国正大步迈向城市化，城镇人口已经近半，还有相当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流动”。虽然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大中小城市建设甚至新农村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怎么走，现在确实需要认真思考。
张传文：现在很多人一出门就抱怨，对交通、环境、住房以及公共设施公共建筑似乎都不满意。很多地方，交通拥堵，天空阴霾。城市变化非常迅速，出现了许多现代、后现代建筑，它们并没有带给人们亲近感，一种由陌生、疏离带来的压抑感觉，恐怕并非是个别的现象。
张松：中国的城市越来越不适宜人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对城市过度开发所造成的。
改革开放初，像深圳特区的开发建设，是为了发展工业，特区的规划往往特事特办。这快速推进了当地经济，尤其是产业的发展。当时还没有条件来认真考虑环境协调等问题。有的工业开发区，可能自身环境都考虑不够，但却推动了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有它的历史意义。
此后旧城大规模更新改造，使得城市面貌快速改变。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放弃对旧城区的维护，所以旧城环境衰败、设施陈旧。中国的改造模式也非常落后，开发商看中某块地的经济效益，然后就照着他所希望的模式去彻底改造。
政府的主要职能如果不能转变到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社会民生方面，它就会被市场牵着走。现在，完全的商业化开发主导模式越来越强大，城市空间越来越粗犷。当然，政府也从土地开发里拿到了不少的收入。
西方国家二战之后也出现过旧城更新。因为战争等原因，欧洲很多老房子空置或破败，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改善老城环境，一些城市开始了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
但欧洲、美国以及日本，都是通过专门法案，由国家或公共的公司主导。在日本是政府建设省下属住房公团负责，它们拿到地方政府的土地，主要用以解决市民的居住需求。
在中国，一开始也是建设委员会系统的公司开发，但后来就变成香港公司、私人公司、上市公司主导。当然也有政府的公司，但为了市场竞争和获取效益，它们也变得与市场上的一般公司无异。
因此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城市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所以当土地越来越贵、开发利润越来越大、房价越涨越高时，政府主管部门往往束手无策。
张传文：单纯追求经济利润数量的城市开发模式，是不是注定了中国的城市是不宜居的？其他国家有没有相关教训？
张松：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城市开发，为什么西方做了十多年就改变了呢？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城市环境被破坏、被摧残，高楼林立使得生态环境严峻，交通压力、住房成本、就业问题都没法通过旧城更新来解决。
他们觉醒了，很快调整政策思路，开始注意保护旧城、维修旧房，进行社区振兴以及民众参与规划建设。古城保护、旧建筑改造利用不仅关系到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而且还会涉及社会结构等隐性问题。
张传文：城市给人的感觉，除了千城一面，没有特色之外，它们还是一个个没有情感的庞然大物。
张松：城市本来不是机械性的物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要有历史文化、需要逐步生长，而且居民对城市的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中国把城市看作简单的机械，随意拆卸、任意打造，带来了城市特色消失、城市文化危机等众多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市间的经济水准和社会福利差距又在拉大；城市内部，社会分异或社会分层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城市居民的认同感问题目前也非常突出，居民动迁过于频繁，老社区被开发破坏、原有结构被瓦解，许多新移民根本无法融入城市，所以人们对日新月异的城市都会感到陌生，找不到归宿感。
日本有专家分析中国人与日本人思考规划问题的差异时认为：中国人思考问题是一种视觉性的思考。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道路要越走越宽广，所以就要把城市道路规划得越来越宽。
这样的理念在很多领导者那里根深蒂固，导致新规划往往追求巨大空间，城市活力被压制或消解了。
北京就是这样的典型。道路规划尺度巨大，普通市民出行不便，交通问题非常大。东西德统一后，西德规划师就觉得东德的规划太不人性化了。我去那里看看感觉还可以，因为中国的城市道路比他们宽多了。
许多新区更为空旷，规划更是大手笔，这样规划导致城市的维护成本很高。比如广州新的中轴线规划，大规模的草坪，就是伪生态的一个案例，每年要花高代价浇水养护。良好的生态会自然循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干预，不用花多少钱。很多城市为了追求短期效应，仍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
张传文，南方都市报记者。
张松，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城市设计与历史保护方向博士学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委员。
本文2010年5月9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经中外对话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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