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30年来，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10多年，将转入人口总量负增长，当初严格控制生育的多数理由已不复成立。中国已到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时候。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政府上世纪50年代一度鼓励生育。60年代上半叶，转向普遍鼓励自愿节育，70年代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以“晚育、间隔、少生”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总和生育率空前下降。
1980年9月25日，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为标志，中国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变成独生子女或“一孩化”政策，此为严格生育控制的发端。
1984年，鉴于该政策在农村执行中存在诸多困难，“一胎化”政策有所调整，形成了现行生育政策，即：除了西藏地区藏族农牧民，在中国城镇地区普遍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多数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则可生第二胎。若第一胎为男孩，则不能再生）。
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明确提出了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理由：
一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公开信”提出“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并认为如果不从现在起控制人口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2.2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13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15亿。”
二是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当时中国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为了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控制人口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公开信提出“人口增长过快，资金的积累就会减少”。
三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增长过快，人民生活水平很难提高”，“拿粮食供应来说，如果增加到十三亿人口，每人平均耕地将下降到一亩多。在目前条件下，在这样少的土地上，要生产出每人平均八百斤粮食，还要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经济作物，是相当困难的。”
四是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人口增长过快，不但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还会使能源、水源、森林等自然资源消耗过大，加重环境污染，使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环境变得很坏，很难改善。”
中国收紧生育政策，也受到世界上一些理论的影响，如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极限的报告。
如今，30年的改革开放，使生育控制的依据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必要重新检视严格生育控制政策的依据。
首先，中国人口已经不再增长过快，十多年后将不可避免地负增长。
1980年的“公开信”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1.87‰；2008年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5.08‰，不到前者的一半。同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则由2.31下降到1.4-1.6左右。持续的低生育率将导致人口总规模下降。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类型已发生根本转变，亟待扩大内需。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从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但继续控制生育就意味着减少终端消费，与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大幅增长，部分产业为产能过剩所困扰。
2008年，中国人均耕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2亩缩减到1.47亩，然而主要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却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
同时，中国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不是追求人均产品的数量，而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第四，人口总量并非影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人口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始终显著小于人均消费量增长的贡献率。尤其是2000年-2008年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倍多，其中人口总量增长不到5％，而人均消费量却增长了近1倍。
中国节能降耗的关键，不在于人口总量的控制，而在于隐含于人均能源消费量中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形势已变，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为什么要继续控制生育的政策。
10年前，中国预计21世纪中叶人口出现负增长。目前，官方已经把该目标提前到21世纪20年代。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
过去所有关于人口和生育控制政策的讨论，理论基石就是以控制生育提高人均收入。这与既有研究不相符。目前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认为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可以通过“少生”来解决的看法，缺少理论和实证数据支持，不足以作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的依据。
从一个农民的生命周期来看，少生孩子的农民在年青时固然能减少抚养子女的支出，从而增加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尽管未必能增加家庭的总收入），但是在他年老时则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
同时，一个家庭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家庭收入多少。家庭对子女精神需求的满足，有时比物质生活的丰裕更重要。
现在反对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常见理由，是一旦生育政策放宽，就要出现生育率的反弹。但是，这种担忧缺少有力的实证数据。相反，中国一些“二胎”试点地区的案例表明，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实现了比同省其他地区更低的生育率。
现行生育控制政策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政治成本高昂的特殊政策。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惟一实行这一政策的国家。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只是回到常态。
而且放宽生育控制的依据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成为公众和学者的共识。正如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所说，“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左学金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杨晓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来自2010年05月01日 出版的《中国改革》杂志，经中外对话编辑。
首页图片由 Elizabeth Thomsen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