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一项雄心勃勃的移民计划（《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获得陕西省政府常务工作会议原则通过。
这一史无前例的计划远超三峡移民的150万规模。
《南方周末》获得的11月份新近完成的规划初稿显示，该搬迁工程计划在2011－2020年的10年间，陕南的汉中、安康和商洛3市共28县搬迁240万人，超过三个市总人口的1／4，搬迁建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投资总规模超过1100亿。
如果计划顺遂，这可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工程，与以往任何一次人为工程移民不同，这一次却是主动向大自然妥协。
不久前，陕南地区刚遭遇一场“7·18”特大暴雨泥石流灾害，在方案原则获批的那次省政府常务工作会议上，代省长赵正永感慨，“一个村子二十多人瞬间就被埋了，很痛心。”
赵正永提到的村子即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七堰村，2010年7月18日晚，该村遭遇泥石流灾难，12人死亡，17人失踪，两百多年安然无虞、延续九代的山村林家大院被深埋进了四十余米的泥石流下。
为了杜绝悲剧重演，搬迁规划承诺：新建筑的选址必须首先保证安全的地质与水文条件，有较丰富的可开发土地和耕地，还要便于居民出行，解决水电等基础设施。
而为了鼓励240万村民心甘情愿地搬离故土，规划还附加了一份更美好的远景，“通过搬迁，新的住址确保每个行政村有卫生室；全面解决群众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上学问题；争取每个搬迁户有1个以上的劳动力接受劳务输出培训或技术培训；每个移民安置地区将通广播电视、通电话……”
对于陕南，这将不仅是从危险到安全，更是从贫困到小康的破釜沉舟的一跃。
迫使陕西省痛下决心的正是多年来不断造成村毁人亡的地质灾难。据统计，2010年陕西省已发生1000起地质灾害，频次竟是去年的10倍，而陕南地区更是危险中的危险。
今夏安康市“7·18”特大泥石流灾害后的第三天，代省长赵正永站在泥石流废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将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山民搬迁出去的想法。
“7·18”灾害中被泥石流淹没的地方，曾被村民们认为是该村最安全的地方，全部24户房屋均建在两座山的沟口处，地势最为平坦。
但200年来从未见过的特大泥石流还是倾泄而下，安康市国土局分管地质灾害的副局长王福祥只能感叹：现在的地质灾害真是防不胜防。长安大学地质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灾害应急组组长赵法锁灾后去现场考察发现，80％以上的受灾点都不在预防范围内，更遑论监控。
7·18灾害之后，安康市列入地质灾害预案的点陡增至四千余处，近乎原先的两倍。但这个数字仍被认为保守，赵法锁坦言，排查对象大多只是今夏出问题的县和乡镇，没有出问题的县还没纳入到普查范围，究竟多少，专家们心里也没数。
在王福祥看来，安康没有发生舟曲那样的事件，完全是侥幸，“比如说宁陕县城、紫阳县城，如果哪一年下雨特别大了，就完全有可能是全军覆没，成为第二个舟曲。”
王福祥现在做梦都希望，“如果条件允许，做一个全面、专业的地质灾害摸底排查，但我们的技术和财力都远远达不到。”
2000至2002年间，地质灾害工作从水利部门移交到国土部门后，国家安排资金进行了安康历史上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次地质灾害专业调查。但所谓专业，不过是请专业地质队到各县区上报的疑似点核查，“技术条件非常差，主要针对水利部门掌握的那些点，凭借以前的历史记录。”
“5·12”汶川地震后，安康市曾请专业地质队对境内五十多个有明显地质变化的地方做了调查，当时只能靠肉眼看，结果就发现有五六处明患，而那些肉眼看不出来的变化，根本无从知晓。
安康城区所在的汉滨区，其国土分局没有一个学地质相关专业的人员，而全安康市，也只有三个，“下面的一区九县，毫无专业性可言。”王福祥自陈家底。一有险情，只能临时应对。
所以，搬迁被认为是一劳永逸避免伤亡事故的惟一方法。在赵法锁教授看来，这还因为近年来中央逐渐加大了对地方特大伤亡事故的问责力度，而近年来国家和陕西省级财政的突飞猛进，也为如此大规模搬迁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
然而，计划的第一个难处也是赵法锁的担心：陕南地区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够安全的搬迁地以供安置百万大移民。
陕南地区地质灾害高发区和易发区占到了国土面积的整整一半。地质专家们对陕南的总体定位是：地质环境极其脆弱，以滑坡、崩塌、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隐患数量多、分布广、密度大、发生频发、危害严重。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安全地带？
以安康所辖的一区九县为例，比较开阔的平地只有平利县城、汉阴县城和安康城区，“平地少，规模化城市建设几乎没有地方。”其他的7个县城不是建在坡上，就是建在山沟里，“不是不安全，而是非常的不安全。”王福祥说。
而处于平地的安康城虽没有地质灾害隐患，却有极大的洪灾隐患，1983年，曾发生震惊中外的安康洪灾，死亡人数九百多。即便现在，安康城都有三年一淹的说法。
赵法锁担心曾经的汉中宁强县的搬迁困局重演。宁强县曾对受“5·12”汶川地震影响严重的群众实施了搬迁，结果搬到了河道上，河道地方小，有的甚至把一个小山头挖了，“当时也进行了评估，这个地方只比搬迁之前的点要好一点，但也不能说绝对安全。县里很矛盾，但找来找去全县只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王福祥也认为：“我们最多是从十年一遇的灾害点搬到二十年、三十年一遇的灾害点。”
孟登科是《南方周末》记者，曾获中外对话、卫报“最佳环境报道奖”。原文刊于2010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
图片来自Edd Jh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