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的射灯照亮了位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一座曾经的煤电厂上方乌云密布的天空。在这座建筑的里面，刚到场的人在挑选自助小食，而一名DJ则不断地加快着音乐的节奏。当大家都正忙于交换名片的时候，一名发言人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一段宣传片开始播放了。
斯拉塔拉卡发电站现在已经成为位于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校园内的能源博物馆，它可以成为世界上任何产品的发布场地。但是商界领袖、媒体人士和政府要员聚集在此的目的却是为了参加一份名为《未来的议程：2020年的世界》的报告的发布。由电信公司沃达丰委托制作的这份《未来的议程》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展望未来项目”。该项目邀请2000名参与者对未来进行展望，其中包括英国文化协会、谷歌、壳牌、百事公司，以及来自学术界的参与者，其目的是“分析未来10年的核心主题”。
但是与詹姆斯·拉夫洛克和保罗·埃利希两位科学家的悲观情绪不同，报告对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展现出了实用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态度。伊斯坦布尔被选作发布这份报告的城市也并非偶然。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相信它可以为全世界展示一座城市如何可以发展的既快又好。
《经济学家》杂志曾报道伊斯坦布尔的收入增长为5.5%，就业率增长7.3%，是目前世界上“表现最出色”的城市（尽管信用评级机构质疑它借贷人的资格）。
《未来的议程》的英国籍作者蒂姆·琼斯博士相信到2050年，世界 75%的人将住在城市里。他说：“我们需要掌握的主要趋势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简单地说，大部分人现在都待错了地方。他们想要去他们认为有机会的地方，其实就是大城市。移民问题当前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但是我相信移民最终将被积极看待，因为我们最终将意识到移民是保持人口老龄化的必要条件。”
琼斯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建造可以应对迅速发展这一现实情况的城市，“无计划扩张已经作为非常低效的城市发展模式被放弃了。香港和巴黎则为我们树立了人口密度是成功的关键的榜样，被看作是成功的城市。例如，香港个人收入只有5%花在交通上，而在休斯顿这一比例则为20%，因为每个人都要驾驶很远的距离通勤。
“巴黎的房屋多为六、七层，有很多空地，有很多街头咖啡馆，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一种文化。日本人也是居住密度方面的模范。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例如，我们不能让中国跳过日本而试图象美国人那样生活。”
他说，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需要被强行分开。“世界上大城市的居民都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需要相互依赖。在孟买，富人们希望市中心的贫民窟继续保持下去，因为他们需要能在附近就找到廉价劳动力。同样，当贫民窟的居民获得为了吸引他们离开市中心的贫民窟而给予他们的城郊土地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把土地卖掉，然后搬回到贫民区，因为贫民区离他们工作的地方近。”
谈及消费水平，琼斯说已经出现了很多创新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随着物品租赁越来越流行，真正拥有某件物品的需要和愿望很有可能会降低。我们在推出Zipcar之类的汽车共享项目的城市已经发现了这种趋势。”
琼斯预测，随着一些大城市比许多民族国家行使更多的权力，城市的兴起还将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们已经看到C40 (承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大城市集团)比20国集团有更大的影响力。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由市长实施的政治行动。”
伊斯坦布尔的博阿齐奇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卡哥拉·凯德也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市民对他们的城市的繁荣感到非常自豪，但是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城市重建日新月异；简陋的房屋被推倒，人们住进了高楼大厦。退休的老年人搬离市中心，年轻人则向市中心靠拢，但是出生率却在下降。交通状况以及环境污染是城市发展给人们所带来的最明显的感受。”
卡尔·霍伯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一直在统计世界的人口数量。他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人口资料局的康拉德·托伊伯人口信息主席，同时也是《世界人口数据报表》的作者，该报表每年为全球200多个国家提供人口、健康、环境方面的指标，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尊重。他几乎可以回忆出所有支撑起70亿这一将于2011年达到的里程碑的种种数据。
他说：“未来的增长率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据推测，到2050年后，全球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儿童将降至两名以下。但是对这个推测有很多的质疑。例如，每个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都比较悲观，那里的出生率根本就没有下降。政局是问题的关键。津巴布韦和科特迪瓦曾被人口统计学家视作这里的亮点，但是目前看来前景也非常暗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数量将翻番。尼日利亚目前有1.58亿人口，但是到2050年将增至3.26亿，并且将继续增长。”
“目前饥荒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上并不普遍，但是生活水准却在持续下降。如果没有艾滋病，到2050年非洲将会额外再增加2亿至3亿人。许多西方人并不理解那些国家的生活水准到底如何。有些影响我们这些在西方的人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这种状况又能持续多久呢？”
霍伯争论道，移民和老龄化是两个关键的、又互相作用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他说道：“我预测他们会在五年内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在日本，老龄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由于很少有年轻妇女愿意当护士，他们面临着严重的护理危机。他们已经不得不从越南和菲律宾引进护理人员。”
霍伯说，居住在城市确实有助于抑制出生率。他说这种现象可以清楚地在孟加拉国看到。在该国，是由于对生活条件感到绝望，人们才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一旦到了城市之后，养育一大堆孩子好让他们在地里干活的需求就不复存在，而且养育孩子花费昂贵，因此，计划生育很容易就可以实施了。
但是移民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政局紧张。恐怖主义是移民问题辩论中的欺骗手法。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曾经在德国被接纳了很久，但是现在不行了。安吉拉·默克尔总理最近表示同化是不可行的。德国的出生率很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4个儿童，这非常接近于人口自杀。而且，外来移民保持着人口数量。在法兰克福等城市，有大量的土耳其人，现在会担心激进主义分子和被孤立的社区的出现。
“当然，还有宗教的因素。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计划生育方面，宗教的影响力在衰弱。例如，在非洲，文化规范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在那里我们看到一夫多妻、男人自夸他们有多少个孩子等问题。”
那么，是否存在一些可以让我们感到乐观的迹象呢？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他说道，“我们并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实现人口数量的减少。然而，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得到了控制。在计划生育方面，泰国是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中做的最好的。该国的出生率仅为1.8。印度尼西亚同样也具备一个非常有效的计划生育体系。”
“可是，出生率要低到多少才合适？韩国的出生率仅为1.2。而台湾的出生率则只有1.0，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这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实际上正逐步走向死亡。如果你想要降低出生率，那么精心组织开展一系列计划生育运动就要比经济增长重要得多。这么说也许并不符合当下的潮流。但是，国际援助却恰恰充当了这种运动的催化剂。因为在这类运动开展的伊始，经济援助才是关键。”
霍伯已经先行一步，开始考虑将在2025年前后出生的第80亿个人了。“20世纪经历了很多事情，如公共卫生运动、免疫项目、以及清洁的饮用水的供应等，都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而21世纪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这些挑战全部与控制出生率息息相关。”
（《未来的议程》支付了利奥•希克曼参加伊斯坦布尔此次活动的旅费。）
第一部分：面对持续增长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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