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节日，居民们就穿上木屐和传统的棉布靛青短褂，用华丽的轿子抬着当地的“明神”在大街小巷游行。收获时节，他们则聚在一起打年糕。就连不是节日的时候，到处也洋溢着温暖的市井气息。小商贩们都用唱歌似的调门吆喝着，拼命吸引顾客到他们的小铺子里购买新鲜的海产、自家制的豆腐、味噌或者传统甜点。猜一猜，这些场景发生在哪里？某个偏远的小村子？海边的小镇？都不对。这道日常的风景就在东京，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一个拥有3600万居民的超级城市。
城市，及其更大的近亲——超级城市的特征正在迅速地更新。我们绝对不能再戴着欧洲或者北美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城市这个概念。19、20世纪在发达国家广泛展开的伟大城市化试验如今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世界，特别是在亚洲。
从北京到雅加达，从孟买到马尼拉， 亚洲其它最大的城市都与东京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这些城市没有东京富裕、没有东京干净，也没有东京那样令人惊叹的公共交通。但是它们和东京以及拉各斯、圣保罗等其它大洲的巨型组合都市一样，扮演着重新塑造城市概念的角色。
“城市的概念日新月异。以往，城市只是围绕神权和政权而存在一片人烟稠密之地，而今天城市则是基础设施可以承载的一切。”大卫·德海利说，他正在撰写一本超级城市东京的书。
许多人从乡村涌入超级城市（通常以居民达到1000万人为标准），单是亚洲这个数字每年就达到4500万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将这些超级城市称为“类固醇上的城市”。
超级城市的概念源自“巨大都市”一词，这个包含贬义的词汇是由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18年创造的，用来描绘那些扩张得过大、已经处于衰落边缘的城市。法国地理学家让·戈特曼在20世纪50年代把这个词发扬光大，用它来专指美国东海岸的大型城市走廊。如今这个词再次成为焦点，指的是巨型城市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
实际上，世界上更多人的目的地是二线城市而非超级城市。但巨型组合都市具有一种象征力量。对一些人来说，它们代表着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数中国人、印度人、巴西人及其他国家的人可以逃脱贫困的魔掌。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超级城市只是一个噩梦。
今年十月已经达到70亿的人类走向城市化的步伐是不可阻止的。200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城市人口只占40%的亚洲还落在后面，亚洲城市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国家地理》的说法，1975年世界上只有三个超级城市。一个是纽约，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的金融首都。一个是墨西哥城，发展中国家堕落的代名词，无数人涌进这里污秽的贫民窟，到处充塞着污染、暴力和疾病。第三个是东京，在18世纪末它还被称为江户的时候就以一百万的人口居于世界城市之首。二战后随着日本向西方生活标准的日渐逼近，东京发生了人口大爆炸。它成为一种新型的城市，既不西方化也不贫困，被称为亚洲的纽约。
35 年之后，超级城市家族中又增加了约20个成员。但这个概念仍然是模模糊糊、充满争议的。东京23区居住着1200万人，但包含了川崎和横滨的大东京城市群的居民则多达3600万。关于人口规模不应该太抠字眼。比如中国西部重庆市人口的官方说法是3000万，但实际上是包括了周边划归该市的农村人口。
根据全球咨询巨头麦肯锡公司的统计，欧洲有1个超级城市（伦敦），非洲有3个（金沙萨、拉各斯和开罗），南北美洲有5个（圣保罗、墨西哥城、纽约、洛杉矶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11个都在亚洲，而其中的7个占据了世界城市排名的前七位（依次是东京、孟买、上海、北京、德里、加尔各答、达卡）。
要对超级城市进行计算很不容易，分类就更难了。以上海和孟买为例，这两座城市分别是中国和印度的金融首都。如果我们忽略污染问题，在各大街道上不要走出太远，上海可能让你误以为置身纽约。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来说上海已经超过了纽约。根据德海利的说法，1980年，上海超过八层的建筑只有121座，到 2005年已经超过了1万座。上海超过200米高的摩天楼有91座，纽约则只有82座。从1995年开始，上海就开始兴建世界最长的地铁体系，到2020 年这个长度将加倍。
与规划良好、垂直生长、（有时）光芒四射的上海相比，孟买显得缺乏规划、横向蔓延、污秽不堪。但是苏克图·梅塔笔下的印度“最大城市”多少保持住了它的魅力。对千百万印度人来说，它提供了一种更好的生活和逃离乡村悲剧的希望。建设法规意味着孟买无法拥有那么多摩天大楼，这里的人们不是住在高层住宅里，而是挤进了像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
孟买还没有地铁，尽管有一条在建的。它的铁路承载着主要交通任务，每天的客运量相当于以色列全国的人口，而且极端危险，每年都造成数百人死亡。然而无论如何这个城市仍然在运转着。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为数百万孟买人（无论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无论素食者还是肉食者）提供午餐配送的达巴瓦拉们，他们拥有一整套令咨询专家们晕头转向的高效供应链管理方式。
亚洲开发银行的基础设施专家金吉洪（音）说，成功的城市需要能够把远景变为现实的领导者。上世纪70年代，首尔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还住在低矮的棚户里。但是由于精心的用地规划，再加上推土机的作用，该市的面貌大大改观。如今这个拥有2450万人口的大都市已经变得非常宜人和繁荣，按照客运人数来说，首尔还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地铁系统。
但这只是例外。大多数城市的运行并没有赶上现实的发展。根据麦肯锡的统计，仅仅600个城市容纳着世界上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产生了全球总产值的一半。然而许多城市自身的预算、规划和政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成果。雅加达专区省长法乌兹·波沃最近在新加坡召开的一个金融时报/世行会议上抱怨说他必须向中央政府乞求资金。他说：“到2025年，印尼的城市人口将占到60%，但如果没有被赋予充分的权力，又没有足够的财源，我们如何应对呢？”
亚洲的许多城市都没有能力向居民征税或者收取水电费，更不用说为他们提供能够改善生活的排水、道路和公共交通了。我们仍然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思考问题，但现实是世界人口已经涌入城市，而许多城市管理无力。
很显然，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带来了各种巨大问题，不仅仅是环境破坏。一个上海中产阶级市民耗费的资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比一位安徽农民多得多。但是，正如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说的，城市是人类努力的顶点。比起依靠汽车连接的庞大郊区，高度集中的城市富有创造性、令人目眩神迷，环境破坏也更小。城市就是我们远离贫困的护照。城市吸引穷人，而非创造新的贫困。在这里，人类在艺术和技术上都达到创造性的巅峰。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不可能再把人类禁锢在农田里。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城市以及更多的超级城市。“这些超级城市是人类未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前景既令人振奋又让人害怕，”格莱泽说。东京、首尔和上海的例子表明超级城市不应该被妖魔化。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超级城市就是我们的命运。人类的目标应该是把握命运，而非向它低头。
大卫·皮林，《金融时报》亚洲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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