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期待从儿子的名字里就一目了然：他们给他起名“发苗”，就是为了让他传宗接代，继承香火。不过当二老的第一个孙辈人降生时，他们却死活也不愿穿过庭院去看望一下这个新生的婴儿。因为巧月（音）是个女孩儿。
即便二位老人后来硬着头皮过来看看巧月的时候，“他们也没给孩子洗脸梳头”。儿媳陈杏晓（音）说自己当时“气坏了”。
“我公婆的朋友问他们，‘怎么不把孙女儿带出来遛弯呢？’他们就说，‘要是男孩儿的话就带出来了。谁让她是个丫头呢。’”
陈杏晓的义愤填膺或许比他公婆的轻视更加令人惊讶。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几千年前。杀害或抛弃女婴，并为男孩提供更好的食物和保健待遇造成了中国男性人口过剩。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窜升：虽然性别选择性堕胎已经被定为非法，但超声扫描技术的出现仍使人们得以堕掉女性胎儿。
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即男女比例为108:100)，略高于自然水平；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120，在安徽、江西和陕西这样的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结果，超过3500万女性人口从社会中“蒸发”。虽然中国并非唯一受到高人口性比别影响的国家——印度的情况与中国类似——但中国的问题最严重；而计划生育政策更是雪上加霜。
高性别比对社会的影响刚刚开始充分显现。中国有上千万人注定至死也找不到伴侣。一些人担心，男性人口过多会造成性暴力犯罪和一般犯罪的增加，导致社会不稳。但社会活动人士似乎看到了改变的希望，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像陈杏晓一样看待生男生女的问题。今夏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连续两年走低，2010年数据仅略高于118。
主管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务的官员李斌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巨大差距“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虽然专家仍持谨慎态度，但他们也从数据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新的五年规划雄心勃勃地提出，到2016年要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低至112或113。中国是否真的能缩短人口性别的鸿沟？
这场战役还远没到宣布胜利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政府刚刚承诺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并开展了新一轮的反对性别选择性堕胎的运动。政府不断强化保障措施——例如要求超声扫描时要有至少两名医生在场——并对违法者予以更严厉的处罚。任何机构或个人一旦触犯相关法律法规都将追究责任；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吊销医疗营业执照。
从短期来看，“打击非法胎儿性别测试和性别选择性堕胎是十分重要并且行之有效的举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研究所的李树茁教授说。但他承认，虽然法律明令禁止，但医疗工作者经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暗示胎儿的性别。医生通过点头摇头的动作，或者病历本上的句号逗号，告诉准父母他们是已经如愿以偿，还是需要“再接再厉”。
其他专家担心，如果父母“盼儿心切”的情况没有改变，打击性别选择性堕胎可能会造成不安全的非法堕胎或者杀婴。换言之，这场旨在为中国女婴争取权利的战役的最终胜利仍然取决于人们偏好的变化。但正如李教授所指出的，那将是长期的工作，而在目标实现之前，社会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重男轻女的思想深深根植与中国文化中。传统上，家族的血脉由男性一方继承。女人“外嫁”后就加入了丈夫的家族，照顾公婆而非父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养儿防老”都是人们笃信的铁律。相比之下，生养女儿就成了一种浪费。“即便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重男轻女并不理性，但对于个人来说，这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李树茁说。
陈杏晓的家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几个戴着宽沿草帽的农夫正弯腰劳动。从前依靠农业为生的年代，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田里繁重的农活都得倚仗家里的男孩儿。
“我也没办法怪我的公婆；他们的看法十分普遍，”陈杏晓说。“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儿子越好，生活越好’，因为男人更有体力，能做更多农活。”
事实上，官方的政策也迎合了这样的看法。30年前，中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的激增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根据该政策的规定，每家只能生一胎，但有几种情况属于例外。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多胎；夫妇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育两个孩子。最惊人的是对农村人口的特殊政策。当城里人通常只能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农村夫妇却可以要第二个孩子——前提是第一胎是女孩。统计数据显示了至少生养一个男孩对于农村家庭的重要性：第二胎和第三胎的性别比第一胎更加扭曲。
30多年前，当陈杏晓的女儿降生的时候，超声扫描的作用还没有在嵊州得到充分体现。可是到了1982年，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就猛增至124：100。五年后，这一数字已经升至129。
此后，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陡降。到1996年已经降到了109.5。统计数字显示，嵊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久之后就回归了自然水平。
不需远望便可以找到一部分原因。嵊州自称是21世纪国际领带之都，每年出产3.5亿条领带，占全世界领带供应量的四成。此外，嵊州还是煤气炉和扬声器纸盆膜片的主要产地。
嵊州的工厂为女性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女儿也因此成为了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各地，制造业往往更加青睐女性员工，因为企业认为她们更加细心，也不爱惹是生非。
许多农村家庭拥有的土地都比过去有所减少；加上农业机械的使用，蛮力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中国正在发展福利体系。同时，发展也带来了其他的变化——根据专家的说法，进入城市的农村夫妇更多地接触新的观念，大家庭的压力也不如以往。
昔日的习惯和信仰正在瓦解。无论在村庄还是城市，夫妻间的婚姻关系都变得更为重要，而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则在逐渐淡薄。年轻夫妇很少与亲族住在一起。父母也很少能指望得到儿媳妇尽职尽责的照顾，许多老人都说还是女儿更孝顺。
陈杏晓承认，女儿出生后她一开始也觉得失望。“我当然想要个男孩儿。但是生完孩子之后，我就想：‘我才不在乎呢。这是我的孩子’，”她说。
“我观察过周围的人；我一个邻居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有一次，是这家的老头六七十岁的时候，想找儿子要生活费。他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还买了酒，请儿子们过来。可是没有一个儿子答应给钱的。老头气坏了，用拐棍把桌子都砸坏了。我就想：‘哎呀，养儿子一点用都没有。’”
与此同时她注意到，女儿们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还给老人送礼品送钱。陈杏晓顶住了来自丈夫和公婆的巨大压力，一直没生二胎。对于她来说，有巧月就足够了。
人类学家阎云翔的研究指出，很多中国人都得出了与陈杏晓类似的结论，并且这种看法正在改变他们看待女孩儿的态度。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趋势，那就是在某些地区，女孩正逐渐获得与男孩同等的待遇，其他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这样的势头，”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阎云翔说。
甚至有一些人提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修正。男性人口过多造成对新娘的竞争愈演愈烈，这意味着父母必须购买更昂贵的房产才能给他们的儿子娶上媳妇——而这同时也增强了女儿在经济上的吸引力。
据估算，政府已经花费了3亿元人民币（约合4720万美元）试图加速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李斌是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的总顾问。这项行动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手段与教育项目相结合。
根据这一计划，进行性别选择性堕胎的家庭和有关人员将受到处罚，而那些第一胎是女儿却没有使用他们的合法权利生育第二胎的夫妇将获得补贴。福建省某县甚至为那些只生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提供住房。
不过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对外联络处副处长阮晓梅（音）表示，这项计划是为了推动更广泛意义上的性别平等。有关部门在路边设置标语牌，告诉村民女孩同样可以继承香火；组织由婆婆们参加的重点小组讨论；为妇女创业提供帮扶支持，并特别鼓励女孩上学。官员甚至提倡男方“倒插门”入赘到女方家里。
在24个男女比例最不平衡地区开展的试点项目显示，平均性别比已经自2000年的134下降到2005年的120——参与项目的专家承认，这样的数据仍然偏高，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自2005年起，这个项目便推广到全中国。李斌说，虽然带来的改变很难量化，但他相信，项目已经在全国取得成果。
其他方面却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瑞典兰德大学的莉萨·埃克隆德最近在一篇研究重男轻女现象的论文中指出，官方项目的某些部分可能适得其反。利用性别规范——例如女性更善良——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增加人们对女孩的好感，但长远看来却会强化旧有的性别成见——最终还是无法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
类似地，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激励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即生了女孩就没有依靠……这些政策实际上传达的信息是：女孩终归不如男孩，只生了女孩的家庭需要经济上的救助，”她警告道。
无论个别政策的长短如何，政府的介入还是有助于平衡性别比例的。上世纪90年代早期，韩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居亚洲之首；到了2007年，韩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回到了正常的水平。专家认为，改革家庭法体系，扩大女性就业机会以及推进城市化是韩国取得这一成绩的关键。
来自世界银行的莫妮卡·达斯·古普塔多年来一直关注亚洲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她认为：“中国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偏爱男孩了，特别在那些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早先那里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速度是最快的。但也不应该指望中国会发生像韩国那样的急剧下降，因为韩国是一个小国，人口构成比较单一……新的观念能在整个国家迅速得到普及。中国面积大得多，人口成分也更为复杂，因此要改变目前的局面花的时间也更长。”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欣警告说，要结束中国几千年来的重男轻女思想恐怕还要再花上至少10到20年的努力。在一些人看来，这一估计过分乐观了。
陈杏晓说，她见证了嵊州人过去几十年中态度的转变。就连她的公婆也在孙女的关心照料下改变了看法。“不是吹牛，我真觉得我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她说。“现在形势很好，但还是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前些天，邻居家的一个妇女迫于婆家的压力同意生第二胎。她开玩笑说，要是第二胎还是丫头可就“作孽”了。“最后生了一对闺女”，陈杏晓不无遗憾地说。“她婆婆还是想要个小子。”
韩成（音）为本文提供了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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