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58岁的牧民松加当初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开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草原措池村，举家搬迁到一个以汉族人为主的城市格尔木。他更不会想到，全家人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松加黝黑的脸上总是带着质朴的笑容。他热情地招待我们，他的妻子和女儿为我们摆上茶和食物。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的欧要给我们做翻译，松加向我们介绍了他来到格尔木的情况。
2005年，松加一家5口与近300户生活在三江源的牧民一起，响应中国国家的“三江源生态保护计划”政策，从自家草场搬到了格尔木市以南8公里的移民村。
当初松加同意移民是因为当地政府官员说：“牧民和鼠兔是草原的危害者”。他想，如果他们家搬出措池能有利于草场的恢复，那就搬出来吧。他把家里的几头牛委托别人放养，一来赚的钱可以补贴家用，二来也可以为自己十年后回措池留条后路。
“那这几年草场有没有变好？”
“有的，我一年回措池几次，觉得草长得越来越好了。”
对松加来说，移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子女上学方便了。原来在草原上的措池村，小学只能上到三年级，设施和师资力量都非常不理想。移民后，孩子可以在马路对面的长江源村小学读书，接着可以在格尔木市上初中。无论如何，这里的教育要比在措池好得多。
但是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孩子上学，每年还得陆陆续续交300元—400元钱。学校的老师们上课很散漫，有一个老师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连续3个星期没来上课，而且没有任何代课老师。在移民村，松加的小儿子原来也在长江源学校上学，因为假期多上课少觉得学不到什么知识，就改去离家很远的一所活佛开办的孤儿学校读书。女儿乌荣卓玛四年级开始从措池转学到移民村，她偷偷告诉我们，上了一年，她腿上手臂上全是被老师抽打后留下的伤痕。她不敢把这事告诉父母，怕老师知道了会接着打她。全班没有一个学生是没有被打过的。
现在，几乎从年头到年尾，松加最大的心事就是家里入不敷出。
当初搬到移民村时，国家每年每户给补贴8000元，松加以为这么大一笔钱，足够全家5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没想到，来到移民村，衣食住行处处都要用钱，不像在措池，吃的是自家的牛羊肉和奶，烧的是自家的牛粪，穿的是自己做的羊皮衣服，很少地方需要钱。饮食习惯使家里每顿都离不开肉，如果都去市场买，经济担负不起。松加就和在措池的亲人联系，有人来移民村的话多捎带些牛羊肉来。要是自己回措池，也尽量多带些回家。
松加没有什么文化和职业技能，也不会说汉语，所以只能干些简单的体力活，比如搬运、建筑工，而且都是打散工。他常常是工地上年纪最大的，虽然很累，但是家里需要他干活养家。虫草季节来临的时候，他们家也会去挖虫草，儿子挖得又快又多，而女儿还去饭店打工。不过，4人挖虫草和饭店打工的所得虽有8000元，但要扣除当时每个挖虫草的人需交1500元的草皮费，等于只赚了2000元。
村里大多数村民和松加家都有类似的情况，有比较严重的经济难题，原因也一样。暑假来移民村姐姐家探亲的康卓，在四川某寺院当尼姑。她很不满意移民村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没有了草场、牛羊，他们现在有什么？只有这些狭窄的房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她指指四周的荒地，摇头。“他们现在像什么？藏人不像藏人，汉人不像汉人。如果是藏人吧，应该有自己的草场和牛羊；是汉人吧，会说汉话会工作。可是他们既不放牧也找不到好的工作。”走到一处没有人的房前，她又说：“政府规定说，这里的房子是不能买卖的，可是牧民们活不下去了怎么办？有些也就价格很低地卖了。”
按生态移民政策，10年后牧民可以自己选择回到原居住地或留在移民村。大部分牧民还是想回去，原因既有真心留恋草原生活，也有移民村的生活实在困苦。
在曲麻莱县驻格尔木市办事处主任马文青（音）看来，移民村很多现状得不到及时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户籍问题，比如垃圾清理、医疗保障（村民的医疗报销点在相隔甚远的曲麻莱县县医院，来回车费都要将近500多块钱）。他曾经动员过村民加入格尔木市户籍，这样，他们在财政拨款和补助方面就会得到更多优待，基建工程的申报和施行也会更加方便。
邻近的长江源村村民来自格尔木市唐古拉乡，他们现在都是格尔木市户籍的，略作对比，我们就发现长江源村的环境要比移民村好很多，村里还配备了健身器械、运动场等设施。但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搬迁，松加表示，碍于故土乡情，拒绝迁移户口，“迁户口就好像背叛了自己的村子。”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做完采访，我想，生态移民政策到底给牧民们带来了什么？政策影响着一个个家庭，影响着家庭中每个人的命运。政策的效果是否值得牧民做出这样的牺牲？政策带来的改变是否能让我们的牧民家人、朋友生活得更幸福？宝贵的藏族文化和质朴的价值观是否得到了保护和传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生态移民政策的必要性就应该受到质疑。
夏丽玮， 2010草原部落成员。
图片作者：范鸣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