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部成都市郊的一处工地上,灯火通明、起重机林立、翻斗车往来不休。这里,一座巨型建筑正从泥泞中拔地而起。工地周围被厚厚的围墙挡住。不远处,一条贯穿城市的新建地铁线路延伸至此。因此,搭乘地铁的往来行人不得不绕道而行。对于他们而言,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中,这样的大型工程项目早已屡见不鲜。
可是,这个将于今年年底竣工的项目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新世纪环球中心的建设方曾不无得意地宣称,该项目一旦建成,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建筑。这座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建筑内不仅拥有上千套客房的两家五星级酒店。此外,内部还设有滑冰场、Imax豪华影院、大型购物中心、以及能容纳两万人的、堪称室内海洋的游泳池。这个人造海洋还并配有长达400多米的“海岸线”和1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人造沙滩。同时,与之相得益彰的还有一座滨海小镇。而与新世纪环球中心比邻的则是一座外观现代的大型建筑——由出生于伊拉克的世界著名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当代艺术中心。
环球中心不仅彰显了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的远大抱负,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美好的愿景。而恰恰就在一月份,中国当局宣布,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增加了2100万,达到6.9079亿,首次超过了全国人口数量的一半。与之相比,农村人口只有6.5656亿。英美两国分别于19世纪末和上世纪第一个十年达到城乡之间这种新的人口平衡标准。而1800年,全世界仅有3%的人口居于城市。
然而,今天,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进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史无前例。从雅加达到伊斯坦布尔,从圣保罗到开罗,大型城市不断涌现。贫苦的农村家庭洪水般涌向人口聚集的城市。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在这场前所未见,也是前所未遇的城乡移民大潮中飘摇不定。
其实,成都早已名声在外。去年年底,中国将两只大熊猫租让给了苏格兰。而这个城市的名字也随之屡见于英国的报端。与此同时,其川味美食之都的称号也闻名遐迩。可是,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虽然其人口(包括农村地区人口)已经超过1400万,其经济实力和自信心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此惊人的成就,却并未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
不仅成都如此,印度的加兹阿巴德、苏拉特、法里达巴德、墨西哥的托卢卡、印度尼西亚的巨港、孟加拉的吉大港、以及中国方沿海地区的北海市等,这些城市同样鲜为人知。然而这种状况或许很快就会改变。这些城市全都地处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它们的不断强大将会改变世界,引领城市生活进入一个新纪元。 北海市的人口目前虽然只有130万,但在未来七年,这一数字将会翻一番。成都市的人口也将达到两千万。加兹阿巴德尽管目前还只是印度首都德里版图扩张的一部分,但是人口却已经接近四百万。
关键是,尽管专家预测,未来10到20年内,人口超千万的大型城市数量将会增加一倍。可是,真正领跑的却是这些不起眼的城市,尤其是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一些地方。新的时代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商人、安全专家和战略专家恐怕都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看好城市化的人认为,将有一批规模堪比国家的城市涌现出来。它们强大、稳定、繁荣,能够彰显城市生活的一切便利,能够使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有些人却并不这么看。他们预见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人们因为资源稀少而互相争斗、分化、陷入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整个社会瘟疫横行、暴力不断。
印度恰好为这一说辞提供了佐证。多年来,严重不足的投资状况、毫无规划的发展、以及快速的人口增长,再加上政府低下的治理水平和滞后的金融体系,使城市化进程演变成了一场灾难。
今年一月的一天,德里南部的一座立交桥上,普拉卡什·库马尔正吃力地推着一辆装满水泥的破旧货车。一推就是一上午。可是,他却对《观察家报》说,能有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很开心了。年仅24的他不久前刚从贫困的比哈尔邦搬到这里,目前正跟同样是移民的亲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
他的工作是在一处面向印度中产阶级的住宅楼工地上装卸建筑材料,每天的报酬还不到5美元。他也有梦想,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保安。薪水虽然与现在差不多,但是工作却简单许多,不过是晚上在商店值夜而已。至于他的栖身之所则是与十来个工人共同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一间违章建筑内。
“不管怎样,我这里还有工作可做,”他说道,“在家乡,什么工作都没有。我把挣来的钱寄回家,家里人就有饭吃了。”
印度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无法与中国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但是同样少不了亿万名库马尔这样的人所作出的贡献。2001年,印度城市人口只有2.9亿。2008年,这一数字一举增至3.4亿。而到2030年,预计这一数字还将增加到5.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据商业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到那个时候,印度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将达到68个,人口超过四百万的城市将有13个,而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型城市将有4个。孟买和德里的人口将分别超过三千万和两千六百万。
印度政府的混乱和低效早已名声在外。这样的政府能否应对这种局面则令人质疑。麦肯锡认为,就目前的投资水平而言,铁路和公交运输体系建设仅仅达到需要量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拥堵。同时,饮用水供给也严重不足,大量居民将无水可饮。而80%左右的污水则未经任何处理。麦肯锡估计,要解决这些问题,单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投入上万亿美元的资金。
而在德里智囊机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鲁米·阿贾兹看来,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投资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国家的城市所展现的仍然是一幅原始形态。所有基础功能都处于低水平阶段。印度政府一直都想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方面是因为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根深蒂固的腐败风气,导致成效不大。未来无望,而且态势还会进一步恶化。”
无独有偶,中国的新兴城市也有着自己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似乎不像南亚地区那么严重。中国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是印度的七倍。但是,即便这样,依然无法赶上城市的发展速度。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成都被国家指定为“改革试点地区”,并且赋予了当地各级政府极大的权限进行各项改革实验。
然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如既往的贫困局面,以及恶性开发所导致的土地强征现象导致农村局势暗潮涌动。即便是在中国媒体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此类报道依然屡见不鲜。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称,该市鼓励家庭留在农村,并且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成效,避免了一些城乡移民问题的产生。
他说:“我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加强学校、商店、垃圾收集及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如果农村地区能够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那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留下。这样,就不会出现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局面……反倒是城里人会想要搬到农村居住。”
成都还对户籍制度进行了改革。这项全国各地施行的政策又称户口制度。按照之前的规定,农村户口不得转为城市户口,不得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成都不仅对这项制度进行修改,同时还将城市服务范围扩大到周边乡镇。如今,农民与城市职工一样,能够享受养老保险。超过55岁的女性和超过60岁的男性,在之前至少支付了15年保费的情况下,还能拿到基本养老金。
成都周边乡镇新建学校达数百座,并从城里调派优秀校长任职,同时还将这些学校与市里的重点学校结成帮扶对子。
这些政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周边乡镇的农村家庭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一战略不仅将社会资源导向了成都周边的卫星城镇,还形成了数千个新的农村人口聚集地。“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特大核心城市唯成都而已,”葛市长说道。
对于城市市容脏乱差的现象,他表示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这一政策在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更加如鱼得水。城管队携带着手机、相机等设备在市里巡逻。破损的广告牌、丢失的井盖等问题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在成都市几乎看不到一个乞丐,”葛市长说道, “我们针对这些人制订了特殊的监管制度,很有效。乞讨者被送到救助站。救助站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宿,甚至花钱送他们回家。如果我说,街上的乞丐数量绝不超过十个,你或许会觉得我们采取了一些强硬手段。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我们的办法是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而,即便是在电力供应、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能够满足需要,也不论新兴城市的人口规模如何,是三千万还是五百万,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庞大复杂的社会体系中建立群体意识。近期出版的《城市精神》一书中,两位政治理论领域的学者提出,我们应当对古希腊时代独特的城邦理念重新加以认识。
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贝淡宁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艾维纳·德夏里特教授均认为,弘扬“公民精神”——即市民对城市规章制度的遵守,强调地方认同感能够带来诸多好处,不仅能够遏制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还有可能促进经济的复苏。“我们认为,尽管规模与古代有所不同,但是现代化的城市仍然能够显示出其特有的精神,”贝淡宁表示。
在城市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成都在保护其文化特征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曾经被推倒的古街区重建成为商业街,商贩在街边摊位上叫卖着蜚声海内外的四川美食。街道上人声鼎沸、摩肩擦踵。此番景象与市郊人气冷落的现代商业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都双年展是一场盛大的现代艺术与建筑展。去年秋天举办的展览更是将传统技艺与乡村主题融入其中。会场选在当年苏联援建的厂房内。粉饰一新的会场还保留着当初的工农兵壁画。在附近咖啡馆内休憩的成群学生和孩子的映衬下,这一切显得有些突兀。
虽然这样的举措在印度很鲜见。但是,城市居民中依然会显示出一定的群体意识。例如,孟买的居民会对自己的城市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尤其是在与德里相比的时候。连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这样的“小地方”在独特的方言和文化以及当地媒体的熏陶下,也展现出了强烈的城市意识。
而对普拉卡什·库马尔而言,在新德里打拼的理由虽然很简单,但却非常朴实。这样的日子也让他有了一份自豪,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的家人迟早有一天会来到这里与我团聚。”
巨型城市发展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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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东峻
本文图片作者:lacitad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