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记者应多注重价值观的建立，以便在获得真实信息后作出判断和选择，达到最有效的报道。”
“中国的环境记者不能局限在环保报道的圈子里，应该看到环境问题对社会、经济、民族等各方面的影响。”
这是英国《卫报》驻华记者乔纳森•沃茨对中国环境记者的建议，也是这位欧洲人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后的切身感受。他感受到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目睹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他肯定了中国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信息公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认为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
他的感触，与中国环境问题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环境保护是中国最早的公民运动领域，二者结合带来的报道题材，曾经在10年前引发了中国第一轮环境报道的热潮。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传统环境议题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新兴碳市场及相关政策工具等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新闻领域——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环境报道。
4月10日，在“环境与报道”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调研员孙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吕植、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冯永锋等嘉宾，与中外对话副总编刘鉴强等一起，交流了对中国环境报道十年历程与未来趋势的看法和思考。
大家普遍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国的环境报道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优秀的环境记者成长了起来。此外，环境和慈善开始进入政治主流，这些都对中国环境状况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依旧存在很多令人忧虑的问题。
在北京大学吕植教授眼里，最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用钱来衡量一切事物，自然真正的价值并没有得到认可。价值观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调研员孙桢也对中国环境报道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认为一些环境报道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一些报道的角度过于简单，并且希望媒体能继续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提倡，各个领域的记者都应该关注环境问题，将环境报道变成一种常态，并提倡鼓励公民记者。
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微博参与公民报道。去年，在很多重大环境事件中，公民报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刘福堂利用微薄揭露海南省毁林事件。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创立人冯永锋认为，公民记者会越来越多，但要对其进行引导和辅助，例如培训、资金和技术辅助等。
过去十年，环保NGO与媒体的交流合作频频发生，因此促成了很多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绿家园创始人汪永晨说，媒体报道的目的和NGO一样，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促进双方合作有助于问题解决。她认为，中国在NGO和媒体合作方面有引领世界的趋势。
本次最佳环境报道奖中，关于“环境激素”的获奖作品就是由绿色和平推荐的。过去，绿色和平已经在中国推动了很多的环境话题的报道。该组织传媒总监王晓军说，这些话题只不过是点，绿色和平将其抓出来，让大家就这一点展开对其背后更深层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他提出，中国小地方的环境问题最具挑战性，但地方媒体的环境报道相当有限。
因曲靖镉渣污染报道获奖的媒体《云南信息报》负责人郭敏表示，镉渣污染报道中最大的压力是抢时间，他同时承认：报道之后曲靖记者站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
《南方周末》绿版总监朱红军认为，环境报道关系到中国的真问题，但报道中角度的选择越来越难，因为靠报道自身引起关注并不容易，要与时事相结合才能产生轰动效应。
嘉宾们还就过去10年最重要的环境事件和目前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做了讨论。白鳍豚的灭绝、城市公众反对垃圾焚烧场运动、水污染治理、大坝问题、三江源生态试验区都被列为过去10年最重要的环境事件。绿色GDP，环境报道的加强，政府与媒体的配合，制定严格的环境处罚法律，煤炭污染以及长江小南海问题则是众嘉宾认为当前最应受到关注的环境问题。
在当天的讨论中，乔纳森×沃茨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环境危机的顶峰，是现在已经到来、还是十年之后？”
在场大多数嘉宾同意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的观点：“现在很多政策、误区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不是马上可以看的出来，十年或十年以后，这是我非常忧虑的。”
兼有媒体背景的环保NGO人士冯永锋则认为，中国生态系统的崩溃已经到来了。“有一句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他说，“不光是污染问题，还有环境危机，从生态系统来讲只能越来越坏。”
张扬 北京自由撰稿记者
图片摄影：章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