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害已成巨型城市通病
近年来，暴雨带来的内涝在中国城市不断上演，城市面临“洪灾”威胁。
人们对2010年夏天的广州暴雨还记忆犹新。更早之前，2007年的济南“7.18大雨”造成22人罹难。当时，程晓陶曾撰文呼吁人们重视“城市型水灾害”的危害。
2011年7月，北京就曾有过一次暴雨。时隔一年，这次的降雨量几乎达到上一次的两倍。程晓陶认为：政府的紧急应对是有所改善的。主城区的暴雨响应水平比以前有进步。疏通管网的工人在天气预报后做好了到岗准备，积水出现后很快开始了工作。而在去年那场大雨中，“整个交通一塌糊涂，设备都运不上去”，一些地铁站出现雨水倒灌，人们戏称全北京的地铁站都成了“积水潭站”（北京地铁二号线上的一个站名）。
但时至今日，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没有摆脱“大灾之后有大治”的模式，算不上“未雨绸缪”，而是“亡羊补牢”之举。
程晓陶指出，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的气象情况来看，局部高速度暴雨的次数在增加，平均每小时达50mm-100mm的降雨量记录不时出现。
1972年日本长崎市遭受超记录暴雨袭击，交通、通讯、电力等生命线系统完全陷入瘫痪，299人因灾丧生，小汽车损失超过了2万辆。这场城区暴雨引发的大水灾，第一次使人们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灾害”的概念。
1999年，东京、博多暴雨成灾。1小时降雨量均超过了100mm，两地同时发生了地下室里淹死人的事件。
2001年，韩国首尔的暴雨中，地下铁道水流成河,造成49人死亡，9人失踪。
这样的脆弱并非中国独有。超大型城市的“热岛效应”会引发“雨岛效应”——由于气温高、空气中粉尘大，热气上升，形成周边气流向城市汇聚的运动。一旦上升的热气流遭遇高空强对流的冷气团，形成暴雨，就使城市更容易成为暴雨袭击的中心。
此外，城市的大面积地表硬化，造成地面渗透性能很差。不透水面积增加，必然带来地面径流的增多。
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超大型城市出现市区暴雨的频率与强度会高于周边地区，这种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就北京而言，地面之下是巨大的华北地下水漏斗，地面之上是迅速积聚难以渗漏的水流。这样的对比几乎吊诡。
能在地面上解决的问题，就不让它到地表以下去
发布于2003年的《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对策法》，奠定了日本今天城市防水体系的重要基础。
该法案明确要求：只要地表有超过1000平方米的绿地或农田变为城镇面积，就要计算相应的硬化会增加多少径流量，进而要求按防洪标准设置足量的雨水蓄滞设施。
简而言之，“因为城市开发硬化在设防标准下造成多少地表径流的增加，你就得挖多大的池子，把因开发而增加的水量蓄起来。谁开发，谁出钱。”程晓陶这样形容。
其中蕴含的理据是：没有人有权因开发而增加城市排水负担、把风险转嫁给社会。
这样的立法规定，来源于解决城市排水问题的基本思路——减轻地下管线的压力。尽可能不让雨水汇聚到低洼地区，能在地面上解决的问题，就不让它转到排水系统中去。
管网建设的难度，高于道路建设，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新城区可以更充分地做好规划，建好共同沟，使骨干排水管网和道路修建同步，并一举解决好供水、供电、供气、通讯与计算机网络的布设问题。但老城区要把道路全都重新挖开、换大管径的管网几乎是不现实的。
城市水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着眼于在地面以上、从源头上防水排水的思路，在国际上越来越得到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优化城市排水系统，是人人可为之事，企业、机关、学校、小区都可以在自己的院子里做雨水蓄滞渗透的设施。
日本此举，也得到了台湾和韩国的效法。
事实上，在这一立法之前，日本公民社会已经做出了范例——一个235平方公里的小流域，城镇化面积达到85%。为解决流域中随城镇化进程而加重的洪涝问题，成立了“综合治水对策协议会”，1990年以来，兴建的各种雨水调节设施多达4300处，总容积达300万立方米。
2003年以来，依据《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对策法》日本所有列有特定都市河川的城市都强制性地实施了这一措施。
2001年大雨之后，首尔采取了强力措施，恢复了一些原先被改成道路的河流。在快速发展阶段，这些曾经的河道由于水质污染，引发两岸居民怨声载道，加之城市急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干脆填埋后修路了事。而今天，人们重新意识到了它们在构建城市水系中的价值，再次把它们恢复起来。
识别暴雨中的高风险区
2011年，南京市政府官员曾经向市民承诺：明年不让你们再受淹。但整个城市防水体系的彻底优化，不可能是一年之功。第二年，政府毫不意外地承受了违背承诺的社会压力。
程晓陶强调：地下管网是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对此应该有科学的心态。一点一点，逐步渐进，是理性的态度。但城市管理者应该把规划告诉市民。就像看到地铁线路图，市民就能知道其中虚线部分是在建的线路，预期何时可以通车，从而对地铁建设期间造成的地面交通困难给予充分的理解。同时也应该向民众告知，在现有的城市排水条件下，如降大的暴雨，哪些地方受淹难以避免，积水可能达到怎样的深度，以便受威胁区域采取适宜的自保措施。 一句话，把规划告诉老百姓，把危险告诉老百姓。
程晓陶认为：无论城市管理者还是市民，都应当更明确地建立“城市型水灾害”的概念。城市管理者应当向市民进一步普及防灾知识，而市民应当进一步提高应对暴雨的防灾意识、主动回避高风险区、加强自我保护。这是应对城市型水灾害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一般来说，高风险地带是可以根据防灾常识判断出来的。
比如：看到雨情严重，选择路线则尽可能避免立交桥。行人应该注意观察水面，地面如有坑洞，水面会有相应的漩涡。
这次的罹难者中，有几人是触电身亡。在特大暴雨天气中，连续的水流可能因为触及电源而成为导电体，因而具有危险性，但其电场是向外衰减的。如果脚下感觉到麻，及时退一步，是能够退回安全地带的。但如果感觉麻了不意识到是水体带电，继续前行，或处在奔跑状态，脚下感觉到麻时，很可能已经难于退出来了。如果倒在导电的水体里面，外界想施救都就无能为力。
这次大雨中，局部的高强度阵风，吹垮了一些在建厂房，也造成了人员伤亡。这提醒人们，暴雨中还需注意避免藏身在不稳固的建筑结构里。
程晓陶曾经调研过济南“718大雨”中罹难者的具体死因，发现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其中大多数人，是因为缺乏应对经验，闯入了暴雨中的高风险区。
这些教训，应该被记取。
徐楠，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辑
此文由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与中外对话合作的“核能•发展”项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