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十亿城民》
汤姆·米勒
Zed Books出版公司2012年
《经济学（季刊）》主编汤姆•米勒在中国已经居住了十多年，在这本潜心研究基础上写出的著作中，他指出了中国所面临的城市化问题有多大。198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2亿，三十年后，有整整5亿人离开家乡，迁入城市，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城市人口的总和。
他著作的副标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可谓名副其实。中国的这一巨大变化带来了众多的问题。首先，人们并非只是迁入业已存在的城市，而是进入人口不断增长的新建城市，这些新城数量众多，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刺激并满足经济需求。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面积扩大了四倍有余，水泥沥青覆盖的区域与瑞典领土面积相当。
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每年中国大约要从农民手中“征”地20万公顷，这让300万农民失去土地，引发了社会不稳。米勒在书中引述了清华大学孙立平的研究数据，指出2010年中国发生了约18万起“群体性事件”，从街头斗殴到抗议活动不等。据估计，60%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征地引起的。
然而，米勒指出，这些被征用的农田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设计利用，标志就是“摊大饼”式的巨大城市和宽阔的路网。对中国这样一个要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用效率低下的方式浪费其最宝贵的资源——土地”。米勒写道：“决策者们担心耕地的流失最终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就连前总理温家宝也持同样观点，他在2011年表示，中国“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
然而，在农村贫穷人口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土地并不是他们唯一牺牲的东西。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进城后其户口也只能留在老家。这样一来，他们在城市里只能过一种“被隔离”的生活，无法真正成为所在城市的一员，也极少能享受到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在大多数中国城市，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这些福利。因此，农民工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工作，他们的孩子也很少能参与所在城市的国民教育，而且即使失去工作，他们也得不到失业救济。
尽管面临重重困境，大部分农民工仍然觉得这个苦值得吃，因为他们在城里一个月挣的工资就顶得上在农村一年的收入。米勒认为户籍制度“让中国用低廉的成本实现了工业化”。他极为全面地总结了过去三十年中力图改革这一体制的种种努力，但他担心这些改革太慢也太零碎，无法取得人们期待的效果。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改变，中国有可能出现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贫民窟，比如德里和马尼拉。
由于米勒的论述焦点放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社会影响上，书中对于许多“灰、丑、堵”城市环境影响的论述并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不过，米勒给出了很多有力的数据。比如，中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标准的城市不足20%，而颗粒物质达标的则几乎一个没有。同时，中国缺水城市却多达400余个。
但是，米勒对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却几乎没做任何分析，除了建设大运量客运系统和提高城市化的密度之外，他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富”人群纷纷摒弃地铁和自行车，选择购买彰显身份的私家车。这样一来，北京人骑车上班的比例从1986年的近三分之二下降到2010年的18%。在开车上班的人中，有40%的车程不足五公里。
对于所谓的“绿色城市倡议”（他称之为“小修小补”），和高调的“生态城市”概念（比如从来也没有建起来的东滩），米勒可以说惜字如金。对于后者，他只用一句话就一带而过：“中国与其把钱浪费在一堆烧钱又不靠谱儿的生态城上，不如下更大的力气来确保所有新建筑都有良好的隔热。”
米勒在书中毫不遮掩地对中国的环境宣言进行嘲讽。然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和中国自己的毫无二致：都是把农村贫困人口变成消费者。对此，他自己也承认“从环境角度来看，把千百万农民变成城市消费者就像一场即将发生的梦魇”，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必须把经济增长的担子更多放在拉动内需上”。
但是，这两种角度的观点难道就能如此轻易地分开吗？米勒在书中并没有提到从哪里获取资源来支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增长。非洲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来源。难道他认为这一趋势可以无限持续下去？这样一个消费高潮及其必需的资源开发的全球环境影响又将如何？
顺便提一下，米勒在书中讲了一个中国农民的故事，这位农民说六十年代他就连过年都买不起肉，但如今天天都能吃。米勒将这视为一个进步的标志，但却丝毫没有担心如果中国的膳食结构变成以肉食为主的话，要到哪里找那么多地来养活这么多人口。
最后，我从这本书里了解到很多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那里新城市居民的命运。但我觉得书里应该更多地阐释一下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与世界未来走向的联系。这是因为，在这个不断变暖、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星球上，我们都在忙着争夺越来越少的资源，中国如何处理城市化问题，将影响到每一个人。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