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这个配对似乎有点“乱点鸳鸯谱”。杜塞尔多夫是德国的时尚和广告中心，无锡则是中国东部沿海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煤电的发展快于时尚的脚步。但是，在一个旨在鼓励城市汇集交流节能减排经验的国际项目中，德国的一家环境智库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牵手成功”。
如果再稍稍深入探究一下，这两个城市能够配对的原因就会更加清晰。杜塞尔多夫位于德国的制造业心脏地带，但它已经摆脱了重工业基地的沉重躯壳，实现了服务导向经济的华丽转身。德国伍珀塔尔气候、环境和能源研究所的项目协调员丹尼尔·瓦伦丁说，这个成功经验为无锡的类似转型提供了参考模式。该研究所是上述国际项目的监督机构，同时中国也有众多研究机构参与了这一项目，包括清华大学和国家气候中心等。
此外，这两个城市在环境政策上也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无锡已经成为中国太阳能板产业的中心，而且是国内低碳战略的先行者，其碳强度目标（单位GDP产生的排放）要高于国家目标。
瓦伦丁指出，无锡采取果断措施的驱动力应该就是发生在其家门口的环境灾难。风景如画的太湖将无锡市一分为二，如今藻花却将太湖弄得蓬头垢面，而且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2007年“蓝藻危机”最严重的那些天，废物和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导致太湖蓝藻的大爆发，淹没了一座污水处理厂，造成200万居民的供水中断，游客也被“赶出”无锡。
瓦伦丁说：“很显然，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太湖，因为这座湖泊在经济上对无锡也至关重要。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提出大胆的环境政策的动因，这一政策已经涉及低碳领域。”
无论“大胆”与否，无锡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去碳化挑战。伍珀塔尔项目的初衷就是介绍德国在气候减缓中的经验、为无锡制定一个低碳路线图，帮助其推动这一进程。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建立了无锡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将该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其来源详细罗列出来。
与此同时，杜塞尔多夫希望能了解如何迅速推广电动汽车等新技术，以及如何管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截然不同之处
尽管两个城市都乐于相互学习，但瓦伦丁也承认，差异大到无锡和杜塞尔多夫这个份儿上，这个学习绝对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
就连在“可持续”和“低碳”等概念的认识上，两地也天差地别。比如，在德国的语境下，伍珀塔尔研究所将“低碳”定义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低于2吨，而无锡的标准则是13吨甚至更高，这个目标实在太离谱了。
瓦伦丁说：“如果我们对无锡人说，他们必须把排放降低到每人2吨，这显然太不现实了。对于无锡来说，这样一个目标是很不实际的，难以实现。无锡需要一条切实可行的减排道路，与杜塞尔多夫地区相比，无锡还只是刚刚上路。”
不同部门间的减排前景也有差别。无锡的大多数排放来自电力和工业部门，瓦伦丁说前者的进展相对比较容易，就是因为别的城市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说：“电力部门减排已经有一些方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城市都有大量减排经验可以吸取。”
因此，无锡市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方面对德国的政策和项目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就不足为奇了。瓦伦丁说，无锡的官员们对于地方和区域能源机构的模式尤为感兴趣，这些机构为可再生能源投资者提供信息和建议。关于如何建立类似机构的细节将被写入路线图，中方的访德代表团也即将成行。
至于工业，瓦伦丁说这方面的减排挑战更加棘手，“因为你必须改变无锡市的整个经济结构”。
“这是无锡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具体包括如何保证钢铁生产的排放强度降低，优化生产过程，未来应该生产哪些材料密集度较低的替代产品等等这些问题。”瓦伦丁指出，为了避免碳泄漏也成了一个问题，雄心勃勃的环境目标到了地方层面，就只是逼着高排放企业搬家。
拥挤的市场
无锡—杜塞尔多夫联合是最新的“城对城”气候伙伴关系之一，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发展。支持者们指出，城市地区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0%，并且常常赞扬这类专注于气候问题的“城城”合作关系是一种比国际气候谈判更加有效的进展实现方式。
这一方式最广为人知之处是在C40集团旗下进行的活动。该集团是一个旨在寻求气候变化威胁解决方案的巨型城市网络，现任主席为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但新的例子还在不断冒出，上个月越南的胡志明市和荷兰的鹿特丹签署了一项在气候应对上进行合作的新协议，这两个城市都建在低洼的三角洲上，易受海平面上升之害。
瓦伦丁说：“各城市能够彼此学习，就不必每个城市都经历‘试错法’的过程了。”
他说，“无锡已经制定了很多先进的法规，如指挥控制政策和标准；但在如何分享具体政策等上，无锡学习杜塞尔多夫的经验。”
中国大量的绿色城市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过去十年中，寻找更清洁城市生活捷径的理念在中国迅速传播，掀起了一个绿色城市建设计划的高潮，从生态城市到低碳试点区再到碳交易试点城市，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的“第五代城市”，即不经过污染的发展阶段，直接跨越到现代的高技术中心（比如正在古城喀什推广的计划）。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瓦伦丁所说的，“每个人多少都有点闭门造车”。
瓦伦丁承认，无论对于绿色城市计划本身，还是对更广泛的中国来说，这种一拥而上、碎片化的形势都是一个挑战。今年，他的团队在北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会上做出主要建议之一就是创立一个伞状组织，促进中国各种可持续城市项目间的对话。
但是，这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绿色城市项目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落实？尽管树立了雄心壮志，但纸面上的理念却无法转化成现实。这是关于中国城市绿色计划的普遍抱怨。比如，东滩本来要在上海附近的滩涂上建起一座能源自给、零排放的现代城市，最终却以一起地方腐败丑闻告终。另一个项目是辽宁省本溪市的黄柏峪“可持续发展示范村”，建成后不但远未达到之前承诺的标准，还严重超出预算，以至于许多当地人都住不起了。
与此同时，研究者们还发现在中国的低碳试点城市里没有什么更加绿色习惯的迹象。最近，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对中国规划中的低碳工业园进行了一次评估，没有一个达到60分的及格线。
无锡—杜塞尔多夫的合作致力于策略部署，项目在落实阶段开始前就结束了。瓦伦丁说：“与中国的许多城市项目一样，我们的资金只能支持到提出一个路线图，但到了落实这个路线图的阶段就结束了……接下来就要看无锡市政府愿不愿意继续进行下去。”
无锡伙伴们的高度兴趣，让瓦伦丁非常自信他们的发现将产生影响。虽然无锡在数据公开上比许多做得要好，但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伍珀塔尔研究所的排放盘点，显示了无锡市的温室气体污染数据存在较大出入，比如交通和农业部门的，但有关部门还未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