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开始，王永每天一大早就要来到位于北京市北郊的大规模居住区回龙观，了解顺风车试点情况。他是顺风车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这一名为“三人一辆车，代付高速费”的回龙观民间活动，被认为是北京市小客车合乘政策出台前的试点。“活动原本计划到7月16日结束，因为效果还不错，被允许延期至9月16日。”王永在接受采访时说。
试点在结束之后将形成调研报告，作为北京市预计年内出台的《小客车合乘指导意见》的重要参考之一。根据《法制晚报》报道，《意见》或将涉及鼓励支持公益性合乘、分摊合乘费用等相关内容。
“研究制定小客车合乘指导意见”是《北京市交通排堵保畅第十阶段(2013年)工作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法规处副处长闫林海希望，回龙观的民间试点能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思路和方案。
“顺风车”的苦恼
王永的顺风车之旅始于1998年的一个雨夜。那天他开车途中看见一位冒雨前行的老太太被溅了一身污水，决定送老太太回家。送到之后，老太太和家人的感激让王永内心温暖。
这也触动了他儿时的记忆。小时候，村里开汽车的那个人人缘极好，人们常常坐着他的车进城，在王永眼中，这个人是最受尊敬的人。顺风车网站的口号就是“分享带来温暖”，王永从此开始了他的顺风车行程。
一切并不顺利。他从回龙观上班进城，总会将车停在公交车站，摇下车窗问：“有去双安、马甸的吗？免费捎一段。”
等车的人们对王永的行为满是狐疑、冷漠甚至是白眼，但他很执着，有时候行人往前走，他还开着车追着，不停地劝说：上来吧，上来吧。
王永为自己经常“拉不到人”而感到郁闷，在2000年，他打电话给一家报社的读者热线大吐做顺风车的苦水。
随着媒体的报道，王永“剃着光头、开着奔驰车顺风载人”的好人形象被树立了起来。他坚持至今，一直都是当个人志愿行为来做，并未想过上升到一个群体性的公益活动。“（人多了）无法控制风险。”王永说。
这种风险除了“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还有制度对顺风车的不认可，比如出了事故怎么办；此外，顺风车车主如果和乘客分摊成本，很容易被相关部门质疑为“非法营运”。
随着北京交通越来越拥堵、雾霾天气不断增多，政府开始探讨各种政策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顺风车的合法化。1998年，王永做顺风车的时候，北京市机动车拥有量刚刚超过100万辆。但截至2013年6月26日，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532.9万辆。
调控机动车的使用成为北京治堵的一项重要举措。顺风车公益基金管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最近在北京周边告诉公路两个收费处所做的调查显示，通过收费闸口的私家车里，超八成只有司机1人。机动车的乘坐率过低，被认为是堵车和雾霾的重要原因。王永算过一笔账：以北京500万辆车为例，按最低10%的拼车比例计算，除去平均每天尾号限行的100万辆车，每天可减少40万辆车出行，北京每年将少消耗新鲜空气约250多万吨，减排一氧化碳约3万吨。
简单和方便的切入点
这让王永对顺风车常态化充满信心。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王永找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但均未能奏效。政府的担心在于，没有看到成功的范本。
2011年，王永和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等人联合发起了“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解决了行程中可能发生的纠纷疑虑；而阳光保险为顺风车出现事故解决了后顾之忧。“春节回家顺风车”持续一个月，参与的微博网友超过18000人，500余位车主帮助约1000多乘客免费回家过年或返城工作。不过，当时的唯一平台是微博，配对比较麻烦。在第二年，扩展为四个平台：微博、顺风车网站、手机APP以及短信平台。
到了2013年春节，通过短信、微博、微信、网站参与活动的总人数达402429人，配对成功的有9678人。
这些样本让王永有了和政府继续沟通的底气，不久机会就来了。2012年9月，在一次节会活动的欢迎晚宴上，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的王永，得以与参会的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安顺，就顺风车情况进行了交流。王当即表示支持顺风车，可以在北京的有关地区进行试点，还要求王永将顺风车的有关资料和如何借助顺风车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等方案整理好，进行专题汇报。
2013年5月4日，作为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王永参加了市领导与优秀青年座谈会。他再一次着重提到了他的顺风车计划。5月6日下午，王永被叫到一位主管市领导的办公室谈顺风车事宜。他的四个建议——减免高速费、免于尾号限行、共享公交专用道、减免车船税，被这位领导认为涉及部门和利益较多、操作起来会很复杂。他希望王永能找到最简单和方便的切入点。
一周后，王永向北京市委市政府递交报告，请求在回龙观进行顺风车“三人一辆车，代付高速费”的试点。5月底得到批复，并指定由团市委给予支持。北京市团委也决定将顺风车作为北京青年弘扬正能量的典范。
以高速费为切入口
至此，王永原本以为整个事情会很顺利，但操作起来才发现并不容易。顺风车涉及发改委、国资委、交通委等多个部门及两位主管市级领导，“太复杂。一年半载可能都谈不下来。”王永说。
为了能迅速进行试点，王永的团队想到了“代付”高速费的方式，即从高速路特定入口驶入且载有3人及以上、贴有顺风车车贴的私家车，均由顺风车公益基金代为支付高速通行费用。
尽管由自己出钱，但试点还是需要与多个部门进行沟通，其中涉及的问题有高速通行券的发放地点、专用通道的设立、顺风车广告牌的设置、交警值班点的设置等。
这让王永学会了如何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也让他了解了政府部门为民办事的真心。“各个部门都很重视，经常召开协调会，而且还在我们公司开过协调会，政府的人来我们这样的公司开协调会是很少见的。”王永说。
6月17日，“三人一辆车，代付高速费”活动正式启动。回龙观进京方向的道路两旁竖起了10处广告牌，志愿者们在领取处发放着粉色的高速通行券。不过，从早上7点到9点，准备的300张通行券只发出92张。
近一个月过去后，情况明显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为了鼓励私家车车主参与活动，搭乘2人以上的顺风车也获得了通行券。面对很多车主搭不来人，王永的团队还主动为他们寻找“客源”。
7月9日，顺风车活动发动社区大妈进入社区宣传。王永在每一次的社交场合中，也都不忘拉人入会，比如在被抄牌的协调过程中，他就成功地说服了一位城管副队长和一位副镇长加入了顺风车车主的行列。
原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长安大学教授段里仁说：在中国，拼车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因此政策和管理需要跟上。而闫林海表示，能否推广顺风车，还需要拿数据来说话。王永希望自己的试点能提供这些。
本文原载于2013年7月25日《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