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您如何看待中国过去30年城市化的得失？
潘家华：有很多成功的、具有创造性的经验，也有很多必须吸取的教训。总体来说，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应该看到中国在这30年城市化进程中的收获：
首先，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体量迅速增加，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正是因为城镇化，中国经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是靠农业、传统服务业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污水处理、自来水、道路、电力等城市市政建设，还有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区域间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光缆、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和环境基础设施，这五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总体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第三，中国的资源集约程度在这一进程中得到大幅提高。只有相对的集中，才有竞争和效率的不断提高、产生新的规模效益。如果没有城镇化，中国今天的环境状况可能比现在更糟。以北京为例，同样的区域面积，水资源总量没有增加，但承载的经济活动规模相当于以前的几十倍。
第四，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巨变，在基础设施的保障下，中国大量人口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活方式进入有文化、有品位的城市生活方式。
第五，中国的开放程度通过城市化这个载体得到提高，以前很多中国城市，基本无法开展国际交流，现在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基本每个省会城市都有国际机场，比起30年前全中国只有首都机场这唯一一个国际机场，已是天壤之别。
当然，这个城市化进程代价很大。
第一就是社会代价。农民工家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生活在一种悲剧性的状态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现在已经不止两代人在支付这样的代价。身份歧视、社会服务的不公、收入分配不公，城市化的收益没有惠及每一个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人，弱势群体承担了成本。
第二是资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现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生态系统破坏，都不是短时间内能迅速治理见效、显著缓解的。中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
第三，是历史文化的割裂和破坏。说拆就拆，整体搬迁，造成千城一面、没有特色。
中外对话：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哪些独有的特性？
潘家华：第一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使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得以快速提高。首先大批搞工业区、科技区、开发区、特区，深圳当时20万人口，现在1000多万。工业拉动，劳动力高度稀缺，提供就业机会，形成人的流动。中国的圈地开发，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动辄出现三千亩、五千亩的新区。
第二是社会二元体制使城镇化的成本相对较低。二元体制把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排斥在城市社会服务之外，应该支付的成本没有支付。这是一些历史原因的延续，从客观作用来看，有好的一面，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也有坏的一面，比如造成身份歧视。
第三，中国的强势政府使城市治理得以避免一些其他国家的城市病，比如：不让贫民窟形成，强制改造老城区，对社会治安施以强势高压、需要治理环境时指令工厂停工，这在其他国家都是做不了的。
中外对话：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两大进程，是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中国曾经经历工业化快于城市化的阶段，而目前是城市化驱动的特征更加明显。您认为如何划分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现状和挑战？
潘家华：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自然进程，主要以社会服务业驱动。
第二阶段应该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为显著特征。在1998年以前、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基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劳动力大量转移，人口、产业向城市聚集，占地比较少、资金投入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都还比较少，相对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比较统一，当时的城市化速率不是特别高。在1998年以前，今天到处热议的这些城市化问题，都还不是问题。我们大体可以称之为工业化的前期。
然后进入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1998年后，资本的驱动作用替代劳动力，资本需要大量的土地。中国各地由此出现大量的园区建设，工业化快于城镇化。
中国今天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也就是工业化的后期，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转型，工业扩张的规模放缓，人口城镇化加速，消化吸收前一阶段的强力扩张，服务业加速发展，从重化工转向品质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
之后的第五个阶段，是后工业阶段，相对来讲工业稳定并萎缩，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大规模发展，人口城镇化远远超过工业化。
中外对话：但是较之以劳动力和资本驱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今天实现转型的驱动力显得疲软。
潘家华：现在至少工业扩张的动力已经没有了。
中外对话：那么“新型城镇化”是“新”在哪里？
潘家华：“新”在怎样转型——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产业结构从重变轻、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依靠投资和外需，到依靠内需拉动。
如果大量人群都住在工棚里，能有什么内需？得让他们从工棚搬到房间里面去住，然后才能有更多消费需求。他们不愿意在城市花钱、挣了钱都攒着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不完备。
潘家华：现在的问题就是：资源垄断产生垄断暴利，又跟权力搅在一起。城市化的转型进程，更多是体现社会利益，通过立法、公开、透明，利益集团受到压制，社会利益自然就凸现出来了。在一些个人利益膨胀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得不到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