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城市可持续化发展方面所采取的创新举措受到了世人的注目。这些举措不仅在政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还做到了将宏伟的愿景和目标（如计划在2050年前彻底淘汰化石燃料）与切实的手段和措施（征收拥堵费以及主打环境牌的重点区域重建）相结合。所以，常常会有人提议将斯德哥尔摩作为典范和“最佳实践”供世界其它城市效仿。然而，助力斯德哥尔摩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
政治层面的长期举措是原因之一 。上溯到二十世纪中期，当时所施行的福利政策不仅改善了民生、提高了健康水平，还促进了城市地区人居环境的发展，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 “可持续” 资源利用模式的形成。例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建设的地下交通系统，其规模在当时来说可以算是大的离谱。然而，很多人却认为，斯德哥尔摩之所以能够不像其它很多大城市那样杂乱无章正是得益于这个地下交通系统。另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瑞典就通过立法来保护环境免受伤害。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兴起的‘第三次政策浪潮’也对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为城市地区向着新型、可持续化方向发展制定了设计规划。其中，最具前景、规模最大的就是“哈姆滨湖城”。
可持续发展还是海市蜃楼？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才会常常有人认为，瑞典已经实现了GDP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的两不误。然而，在对支撑这些观点的数据演算进行推敲后，研究人员认为，排放之所以出现明显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不过是将排放转移到了世界其它地方而已——也就是所谓的“眼不见为净”。所以，此种战略其实有可能会加重全球发展的失衡。环境“有害物”，如产品生产过程中会引发危险或有害于环境的环节不仅并未真正减少，反而被轻而易举地输出到其它地区。
从这点来看，目前全世界围绕斯德哥尔摩所做的报道，将其称为引领城市可持续化发展的指路明灯的说法似乎有些不辨是非，甚至是过于理想化了，就像故事里所说的“在那遥远的北方有片神奇的土地”一样。但需要认清的是，宣传材料中夹杂不的营销成分并不意味着斯德哥尔摩的成绩缺乏真实性。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斯德哥尔摩还是有很多实实在在的项目和宏伟目标的。
另外，还要记住的就是，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如孤岛一般自给自足。人群、观点、资源的不断流动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大网也将三者汇聚在了一起，城市就是网中的一个个节点，在这些流动的汇集之处就产生了城市化现象。
然而，与我们对城市、社区之间关系的理解背道而驰的是， ‘可持续市区’和‘生态城市’ 的一些最佳实践样本如今被打包成一套套“随时准备出口”的解决方案在国际市场上叫卖。在试图吸取其它地方的经验时，无可否认，这些项目都十分夺人眼球，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在其面前迷失方向，而应力求搞清从体制和系统层面强化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对城市发展产生广泛和实质性的影响。如若不然，就很有可能会在一大片完全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城市网络中建起一片时髦的、金玉其表的‘可持续’飞地。
决策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我们在对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可持续化发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其它考虑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地区有所帮助。首先要问的就是，应该把当前的可持续性政策或投资归功于过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遗产？ 那些备受推崇的“最佳城市可持续发展实践”其初衷往往不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城市规划不应该围绕可持续发展制订专项政策。相反，由于现在的可持续政策有时会脱离其它的城市管理行为，因此应当始终将可持续的概念纳入每个决策中，而不是孤立化的同时存在。
其次要做的就是，找到城市在自然、政治、文化等方面所独有的特点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论这些特点为提高可持续性打开了新的机遇，还是为其制造了新的障碍。例如，瑞典政治文化中的趋同倾向对于可持续政策和举措来说既可谓是一个关键的‘支撑力量’，也有可能会将可持续问题上升为一个与特定发展环境纠结在一起的抽象问题。这样一来，人们虽然容易就模糊的理念达成共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有可能会步履维艰。
最后，城市还必须考虑在一个深受全球自主选择、自主消费文化潮流影响的现代城市社会中，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共同的可持续行为目标。比如说，如果不考虑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以及这些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恶化，就很难对一个城市的可持续性展开严肃的讨论。这个城市不仅是产品的消费地，还有产品的产地。
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直到二十世纪末，人们还普遍认为，通过提高交通网络的通达性、净化水源、保护娱乐和生活环境等以造福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或有钱人为目标的重大创新和投资行为，那些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的广泛行动能够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近几十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理念在全球的迅速渗透，人们常常会将环保措施当成是对“舒适生活”中各项便利的威胁或限制。而最容易被人接受的则是那些既能节省消费者的时间、精力、金钱，还能保护环境的政策。最近，人们的兴趣转向了具有创新性，并且“悄无声息”或者说是“被动” 的绿色技术。因为这些技术能够巧妙地回避围绕个人消费、自由、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等既有理念展开讨论所带来的不适感。
可是，决策者如果想要切实实现城市可持续化发展目标，就都得做出一些困难的抉择，而且宜早不宜迟。这些抉择不仅涉及到如何增加技术中的创新含量，推动绿色消费和绿色增长，还涉及到在兼顾本地各项行为所产生的区域、跨区域、乃至全球影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平衡个人和集体的长、短期需求的问题。
即便斯德哥尔摩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是公认的欧洲做的最好的城市，但是，在这一领域，“最好”其实还远远不够好。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就绝对不能忽略整个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