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2年那个酷热干燥的八月，河北省白芟村和河南省盘阳村的村民发生了冲突。双方隔着漳河对骂并互相投掷爆炸物——漳河是灌溉系统红旗渠的源头，也是河北河南两省的边界。
事发前一天晚上，70名白芟村村民涉入漳河修筑拦河坝，要把漳河水引到他们的农田里。盘阳村村民听说此事立即纠结队伍把筑坝者赶走。两天后，白芟村村民穿过漳河进入河南地界，并用爆破的方式阻塞了一条向盘阳村农田引水的水渠。
围绕水资源的争夺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红旗渠发生的这些争斗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气候、地理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20世纪90年代华北平原水资源冲突不断升级。
20世纪60年代早期红旗渠建成之初，水量十分丰富。红旗渠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工程样板项目之一，并被政府视为大型地表水利项目的典范。然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上游取水灌溉活动和当地工业活动大大加剧了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争夺。
村子间的争夺是华北平原水资源紧张的早期预兆。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措施增加了水资源消费和水污染，而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更是将华北平原推到了生态极限的边缘。政府不得不采取大规模水域间调水等激进措施，以维持表面上的生态平衡。
年可用水量从1956年的419亿立方米下降到2000年的325亿立方米。年人均可用水量从1952年的735立方米下降到2009年的302立方米，而水资源消费却急剧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水资源消费量上涨了150%，到世纪之交时中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地区水资源困境。
随着工业发展、城市扩张以及农业生产强度的飞速提高，如何在黄河河谷地区和整个华北平原有效地分配已经不足的水资源成为了关键问题。
从经济角度考虑，政府可以通过水资源分配维持各行业的发展，但数据也表明，新世纪之初农村地区日益频繁的骚乱源自对净水分配方案的不满，给社会稳定投上一层阴影。
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才可以透彻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水资源挑战。华北平原此前的文化选择和客观现实仍决定着当前和未来的局势。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8），尽管当局曾试图大规模开发华北平原水资源（即在很多人看来的“与天斗”），水利开发的方式和目标仍是由几个世纪之前的模式所决定。
华北平原一直是中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与南方相比，这里的降水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份。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当地群众深受大规模洪水和饥荒之害。黄河自其中游开始便卷携着大量淤泥，塑造了华北平原地区的人居生态。华北平原还是中国维系国家和王朝运转的重要粮食产区，全国将近一半的小麦以及三分之一的玉米和棉花都产自这里。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华北平原。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都在试图管理华北平原生态，连续数个政权都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防控洪灾。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曾试图通过建立官方粮仓并在饥年放粮赈灾的方式缓解水资源缺乏造成的经济混乱。时至今日，保障粮食安全仍然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
194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苏联式的大规模、高科技、中央控制的资本密集型项目与毛泽东偏爱的强调小规模、本土经验和管理、大规模动员和自力更生的农业生产方式之间不断变换，对中国的水资源造成了特殊的影响。
毛泽东激进的水利开发措施有利有弊：大规模动员创造了标准的灌溉系统，但较差的排水系统和对水资源储备的过度开发也破坏了土壤的肥力。虽然发展后的灌溉系统的确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有助于满足不断扩大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但长期的结果却是对水资源的过度开采。
如今，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对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工业发展、城市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都加大了对水资源的需求，而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也深知，水资源的枯竭和水质的恶化都有可能造成社会不安定。在某些前苏联国家，环境运动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改革运动。中国要做出艰难的权衡——如何才能向乡村地区提供足够的水资源以保证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同时还要向工业部门提供足够的水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
几个世纪前的做法决定了今天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措施。例如，此前历代对黄河流域沟渠的持续投入给中国的水利规划者们留下了一个难题。一方面，大规模工程——例如宏大的南水北调项目——对于目前当政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水资源分配和污染都催生了对水利工程的反思，并推动了向需求管理的转变。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一点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贸易网络，这使中国的资源挑战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