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成了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排放源之一。最近几年，许多城市都承诺要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2010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名为“低碳城市试点”的项目，共有36个城市参与其中。这些城市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总人口的占比分别为33%和18.5%。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的减排目标都高于45%的全国碳排放浓度削减目标。
中国城市一直以来都在向国际社会寻求促进低碳发展的相关方案。比如，有一些城市与国际同行达成了双边合作协议，而有的则参加了 “C40城市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和“排放峰值先锋城市联盟”这样的国际倡议活动。特别是最近，许多中欧、中美城市达成了协作倡议，比如深圳和北京都分别与洛杉矶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曾受邀参与了多个低碳城市发展相关的中欧合作项目，其中就包括与Gernmanwatch合作进行的“波恩-成都低碳城市伙伴关系”计划——这是2012年推出的12个欧中项目中的一个。这两个城市共同起草相关策略文件，削减两地宾馆、酒店和会议场所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以及由此产生的废料。旅游业是这两个城市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正好可以作为减排措施落实的开始。历经两年，波恩与成都终于就合作领域与可行性计划达成一致，选择以旅游业为核心。尽管城市之间各有不同，但是“波恩-成都伙伴关系”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可以为其他城市开展此类合作提供一定的经验。
平等的合作关系
过去的城市间合作，资源都是单方向从西方国家流入中国；但是，如今的合作则更强调合作伙伴之间的平等。更加平等的资源、技术和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同样，这也可以帮助两个城市明确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点。比如，在经过漫长讨论和多次互访之后，波恩（西德前首都、联合国气候机构总部）与成都（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最终达成协议，决定以开展多年的“可持续波恩”项目为基础，共同打造“可持续旅游”项目，其中就包括在废热发电、集中供热和电动汽车等方面共享经验。
建立城市间的平等互利需要做出郑重的承诺和详尽的计划。城市管理者之间要建立互信，了解对方的办事流程、文化背景以及各部门机构的分工。这与许多中国城市的期望是相背离的，因为它们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资金快速流动、项目立即上马的单方向合作方式。因此，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调整好预期。如果能找到一个熟知双方城市文化背景的“中间人”，那将会大大加快整个进程。它可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波恩-成都伙伴关系采用的方式），也可以是咨询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上海-伦敦低碳伙伴关系采用的方式）。
政府空头购入
最好能够将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写入城市发展核心策略，而不仅仅是外事部门经手的一项边缘倡议计划。应该在不同政府部门中突出强调这种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坚持由市长亲自领导这项工作。这就需要不同机构之间进行积极沟通协作，而目前各机构的这项能力还有待加强。在这一点上，成都市政府就做出了表率——由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与成都各政府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咨询协商，最终整理出一份有可能与波恩方面展开合作的项目清单。
由于城市发展阶段和治理观念的差异，西方城市总是很难在短期内从中国方面得到互惠利益。因此，从预算和资源分配角度来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都不是这些西方政府的首选合作方案。以波恩为例，本来这个项目是缺乏足够财政支持的，多亏了专家意见咨询和“可持续波恩”项目的经验作保障，协议才得以继续。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因为毕竟这种伙伴关系有助于我们减少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此外，中国城市还可以帮助测试相关新科技/系统，因为这些新兴城市不会面临让发达国家城市备受困扰的基础设施遗留问题。
公众的积极参与
城市间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要得到多方支持，上至城市管理高层，下至普通百姓。为公众（比如民间社会组织和商业协会）提供参与其中的兴趣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城市合作不会是领导层头脑一热的盲目决定，否则随着政府换届或政策中心转移，这些曾经的信誓旦旦只能变成过眼云烟。在波恩-成都伙伴关系建设中，双方决定采用一种当地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商业贸易三合一的合作机制——各方协作共同为商业发展提供技术培训，同时动员公众养成低碳生活方式。
不幸的是，政府官员一般都会以效率为借口，将非政府机构和商业团体排除在合作计划之外，在中国尤其如此。许多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建设主要还是以与政府附属科研机构合作为核心的。这不仅影响了合作的效率和发展潜力，而且还会弱化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
如今，中国民间组织和商业团体参与低碳事业的能力逐渐增强，这也为当地政府创新和高效利用当地资源进行城市管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应当加大民众在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建设中的参与力度，让民间组织和商业团体帮助当地政府弥补合作过程中的“技术”与“信任”分歧。
通过与国际同仁进行有意义的意见和资源互换，特别是通过一系列长远全面的合作，中国城市一定可以加快清洁经济的转型。
翻译：Este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