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少都市人而言，自行车已渐渐从现实变为记忆。在中国，人口超过千万的一线城市里极少有人能幸运地住在离办公室骑车可及的范围内，而拥挤的道路、浑浊的空气也令都市骑行难以算作一种享受。拿到驾照后，很多人的自行车就走上了生锈、衰老的不归路。骑车，成为了偶尔心血来潮的玩乐，一种用身体对往日时光的怀旧。
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第一次在自行车上找到微妙平衡的感觉。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种永生难忘，且一旦掌握就不可能忘记的体验，一个小小的物理奇迹，也是一种人和机器间最朴素的契约的建立。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人类不断用机器扩展自己的身体和思维的过程，那么学会骑自行车就是一个儿童用身体体会现代性的仪式，一种穿上机器，成为赛博格（cyborg）的现代成人礼。
我始终认为，在人类交通工具史上，以杠杆和链条实现高效动力传导的自行车是一项震撼性的发明。自行车培育的人与机器的亲昵关系，正是工业时代最本质的时代精神之一。
自行车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影随形。在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末代皇帝》中，紫禁城的高墙下，溥仪（清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孤独地骑着一辆自行车。他不会知道，造出自行车的欧洲强国正对他摇摇欲坠的帝国垂涎三尺；更不会知道，踩在清帝国尸体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又数次差点被骑着单车抛洒传单的大学生掀翻。自行车轮与时代的车轮走得同样飞快。
孤独地在紫禁城骑单车的末代皇帝溥仪。图片来源：《末代皇帝》DVD截图
自行车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符号之一。50年代起，价值普通工人数月工资的自行车就位列老百姓家居生活“三大件”（指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当时中国最昂贵，最体面的三种家用设施），直到80年代才因为经济飞跃而走下神坛，变为城乡家庭的标配。在8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自行车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象征，自行车带来的移动性（mobility）呼应着中国社会不甘落后奋起追赶的蓬勃动力。
现代化和工业化成就了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但经济的飞跃也带来了城市环路的层层外扩。时速20公里的自行车终于被时代的列车甩下了，如今，仅北京就拥有超过500万辆私家小汽车，它们使得这个城市的道路变得拥挤，使人们被迫带上防污染口罩。
还是有人会偶尔怀念自行车的时代。伦敦的Tweed Run复古骑行活动被照搬到北京、上海和广州，我们看到，穿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粗呢西服的时髦年轻人，忙着给自己和古董自行车自拍。在无数画风雷同的活动照片中，有两张显得不同：其中一张里站着两个穿着毛泽东时期绿军装的开心的外国人；在另一张里，一个穿着全套中山装的中年男子骑在一辆车上，如果不是佩戴着活动袖标，我会以为他是从30年前穿越而来的时光旅行者——他实在是太过于真实以至于丧失了娱乐性。也许曾经的自行车王国的后代们并不那么怀念那个被自行车定义的社会主义时代，还是想象着别人的乡愁比较有趣和安全。毕竟，没有人真的想要回到30年前。
北京复古骑行活动照片。图片来源：https://www.700bike.com
因此，被创始人胡玮炜称作“一场考量社会文明道德的社会实验”的摩拜单车（Mobike）的出现才令我惊喜。Mobike是一种基于智能手机app和移动互联网的共享单车服务，刚刚运行了一年左右：与北京已经运行了多年的市政公共自行车不同，它无需停靠在固定停车点，每辆车自带的GPS定位装置使它可以在地图上被轻松找到，这意味着你可以把车放到任何公共空间。
换句话说，作为摩拜单车用户社群的一员，你有义务把车留在其他人可以到达的公共空间里——每个用户都有权对没有按照规则停靠的车拍照作证，管理者确认后会给上一个用车人扣掉一大笔信用积分，而信用评级低到一定程度，该用户将被禁止用车。
我一直自作主张地认为，摩拜单车（Mobike）名字里的“摩”字（mo-）有两层意思，除了可移动性（mobility），还代表着摩登/现代性（modernity）。在我看来，它在试图用自行车发掘被当下中国人有些忽略了的现代性的另一重社会属性：现代性不仅仅意味着用机器对人力的扩展，还意味着社会契约的订立，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珍视和守护。
也许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一个老套的词，但我们不应忘了，单位大院和人民公园中也曾孕育过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生活，这种也许不那么纯粹和完美的公共性（publicness）不应被否认。我当然并不认为2017年的摩拜单车与1957年的人民公社有什么渊源，但摩拜单车的确让我看到了，当关于政治和法制的争论在中国逐渐从现实躲入网络，技术也为我们留存了在真实空间里营造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在我们渐渐迟钝的味蕾忘掉这种公共生活的甜美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