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气候危机、水源短缺、极度贫困和人口迁徙等，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采取应对措施。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长期的繁荣发展将无法得到保障。目前，全球经济的现状与这些挑战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此次金融危机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那就是，在未来的25年间，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是推动经济变革和工业变革的主要动力。
气候危机需要我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向那些跨行业、跨领域的低碳解决方案。这种资本的流动虽然很难，但是还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资金多寡并不是问题，资本的流向才是关键。国际社会在财力、政策洞察力和技术等方面有能力满足调整排放变动趋势所需要的投入。
从根本上而言，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资本再分配和时机的问题：我们如何将资本从高碳量投资转向低碳经济？并且，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控制资本的转移速度以防止气候变化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当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商业环境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今后金融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适应新的风险和机遇，各行各业正在寻找新的战略。各国政府也正在通过促进对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 今天，绿色经济复苏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就在几年前，这一切还是无法想象的。
例如美国的一揽子财政鼓励政策，其中就包括一些旨在将资本转向低碳资产的条款。商业社会都在呼吁对碳排放建立一个一致的价格信号，这样才能影响长期投资的决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已经拨款数十亿投资于与气候相关的项目。而这些举措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将低碳增长作为实现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杠杆将最终成为政府的长期政策。
针对这种新的现状，金融行业正在进行调整。投资者们也在调整他们的风险与报酬预期；对于如何持久地保证利润，各投资委员会、董事会和股东们的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与前几年相比，长远的投资眼光和投资于有形低碳基础设施对投资者们而言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现在正是我们重回根本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在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长期投资战略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需要投入多少资金才能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呢？
一个我们能够应对的挑战
针对低碳经济的投资应该能够有效地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避免全球平均气温的灾难性上升。 今天我们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所使用的技术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发挥作用。所以，未来10年，我们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对于长期排放变动趋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投资于那些能够使CO2类气体的大气浓度保持在科学界认为安全的水平上的基础设施。
很多研究都清楚地告诉我们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危险性变化的成本（以及不采取行动所需付出 的代价）。虽然这些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中心思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气候危机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所需的投入虽然可观，但还是可以控制的。
根据受英国政府委托编写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的话，为了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全球范围内一年所需要的投资可以控制在全球年GDP总额的1%以内。相反，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就是每年至少损失全球GDP总额的5%。虽然斯特恩报告发表之后的科学共识是，气候的变化比报告中预期的要快得多，但是，报告所做出的估计对于我们了解这次挑战的规模仍然是很有帮助的。
据麦肯锡公司估计， 如果我们追求那些经济上最合理的减排机会的话，除了常规运作的资本支出之外，在2020年和2030年，前期投资总额将分别达到每年5,300亿欧元和8,100亿欧元。相当于当年常规运作固定资产投资的5%和6%。然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可以与未来节约的能源成本相抵，这就使得2030年的年投资总额降到2,000亿至3,500亿之间，这还不到2030年全球GDP预期总额的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认为，要在未来的25年内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就需要“根本地改变投资流向和财政支出的模式。”而联合国研究估计，要使温室气体排放回到现在的水平就需要2,000亿到2,10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投资和财政支出。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对特定领域的投资需求进行了估计。国际能源机构预计，2030年，要使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450PPM的水平上，就需要将当年全球GDP的0.6%用于增加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新能源金融及世界经济论坛则预计，为了防止碳排放达到科学家们认为的不可持续的水平，未来每年需要在清洁能源上投资至少5,150亿美元。
受英国政府委托对全球森林资源融资所做的《伊莱亚斯评论》显示，为了使林业部门的排放在2030年降低到一半，需要每年投入大约170-330亿美元。短期内，40个林业国家在未来五年内需要大约40亿美元投入到他们的能力建设计划中。
这些研究使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说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有能力应对的。如果 我们能够抓住减排措施所节约的所有成本的话，许多投资甚至可以产生净收益。在很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可以使前期投入的资本得到回收。据麦肯锡统计，2030年，大约每380亿吨的减排机会中就有110亿吨由于未来所产生的节约价值超过了其前期投入而产生了净利润。
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关键性认知，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减排措施需要在新兴经济体中进行。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最关键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国家存在的投资障碍的问题。
大量的研究还显示，需要采用优先性政策工具对资金流向进行指导。由于全球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都与能源紧密相关（如电厂、建筑、交通、工业等），因此，需要从减碳能源的供给和降低需求两方面对能源解决方案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尽管相关的能源技术（诸如更严格的建筑条例和能源效率标准）已经比比皆是，但是却缺乏政策支持，使得投资者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长期发展框架，因此，这些解决方案迫切地需要我们的关注。
我们还需要将投资和财政支出用于保护那些重要的碳汇不受破坏，毕竟有20%以上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土地用途的改变所导致的 。
投资于低碳经济所遇到的障碍有些是行为性的，或是局限于某些领域的。例如：解决在建筑节能改造投入方面业主所面临的受益问题。具体来说，建筑的拥有者不愿支付建筑改造的前期费用，因为最终从节能中受益的将是租户而不是他们自己。
而有些障碍则是制度性的。例如：解决森林破坏的问题所需要的所有投入几乎都要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新兴经济体展开，这种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直接导致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许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以及多边组织同私人投资者们一道正在积极地创建所需的制度保障，并且监督和遵循各项制度以确保降低排放。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应该极大地加强为解决森林破坏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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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布拉德是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兼创始人。
詹姆斯·卡梅隆是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副主席兼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