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要解决系统性气候风险就需要对资本的配置进行系统性的改变。就我们目前的技术以及对于立即采取行动的迫切需求而言，什么样的工具能够使资本配置模式发生改变呢？受风险回报预期的驱动，一些资产比其他资产更受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就需要降低低碳解决方案的风险，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投资者应该认识到不仅是次贷，碳资源也是有害的。
我们需要在以下三条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解决系统风险的新途径：
•长远的眼光
•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透明度
•通力合作
在执行这三条原则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坚定地遵从这三条原则，同时还需要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原则一：长远的眼光
大多数投资者和政府不愿将长期目标作为他们制订决策的依据。投资绩效是以季度为基础进行判断和奖励的；而如果公众认为政府在短时期内没有兑现他做出的承诺，那么政府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就可能遭到失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短期主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如果不对短期主义加以控制，结果会怎样？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为了使资本的配置达到所需的规模，向投资者发出的政策信号就必须是长期的、响亮的、合法的。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应该是以长期为导向，明确定义，并且写入法律。在事先定义并且长期导向的前提下制订减碳政策对促进低碳投资具有最关键的推动作用。这种政策一旦制订出来，这些资产的利润和定价就不再会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侵蚀。政府需要落实相关的政策方针，这样就可以为投资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缺乏长期、可靠的政策信号，如对碳进行定价等，低碳投资就无法达到所需的规模。在欧洲排放贸易计划(EU-ETS) 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影响下，近年来，全球碳信用额市场的规模稳定增长。2008年，其规模已达到1100亿美元。虽然这一市场成功地确立了受市场驱动的碳价格机制，但是，事实证明这个价格信号还不足以起到促进低碳投资的作用，其规模还无法达到决策者的期望和投资者的需要。
2012之后全球气候体制的不确定性已经引起价格信号的波动，使它丧失了引导长期投资决策的作用。例如，EU-ETS指导下的价格信号就没能为作为其成员的欧洲公用事业企业的能源利用模式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未来，随着市场的发展，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参与，以及诸如航空工业和林业这样的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行业的加入，这个市场有望为私营部门提供可靠的引导。同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促进措施，放开对低碳解决方案的投资，促使其按照既定的速度达到所需的规模。
由于基础设施的减碳是气候危机的核心，所以，这就需要用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战略来鼓励养老基金和散户投资者投资于气候解决方案。各国政府可以仿效战争公债的理念制订资助计划，即用储蓄公债的方式集中各方力量来抵御共同的敌人。例如，可以将“气候债券”作为一种政府担保的债务票据以保证其收益直接用于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这种金融产品可以向散户投资者和养老基金募集资金，并保证将收益用于气候解决方案。
美国和欧盟对现代化电网基础设施的需求说明调动私有资本必须与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并行。10年间，新的“智能电网”基础设施的成本仅在美国就能高达4000亿美元。政府支出和绿色刺激计划有可能会通过政府支出对经济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调动私人投资。
除了新的金融产品之外，为了促进针对低碳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正在规划的还有一系列促进措施，包括贷款担保、信用额度、产权投资和保险。在美国，这一想法得到了人们的支持。2009年美国的联邦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有数十亿资金用于支持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力传输技术的贷款担保。
最后，就各个家庭而言，有关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投资决策关系到千家万户。这就需要针对个人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投资策略。特别是，使用广泛的“绿色贷款”能够为家庭提供贷款以资助他们为了提高住宅的能源效率所需付出的额外的前期资本， 也使住房的所有者能够随后通过节约能源来分期归还贷款。
原则二：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透明度
采取措施对CO2排放等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外部效应进行定价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二战后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应运而生，以建立完善、必要的体制结构从而促进全球贸易、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今天，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同时发生提醒我们，各国需要再次共同努力对这一体制结构进行修订和更新。全球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为了解决今天所面临的金融挑战和环境挑战，并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到应对之策，对贸易、金融和发展的国际惯例进行改革就显得刻不容缓。而第一次提出改革设想是在60年前。
我们需要新的制度安排以满足全球气候治理的需要。目前提出的全球机制林林总总，从全球碳基金到为生态系统和林业提供全球信托的方式。 这些提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理念确是相同的。那就是，以着眼长期、多边主义和保护“全球生态系统”为宗旨。
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透明度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需要加强对非财务状况的披露，使资本配置远离那些碳气密集型资产。加大对气候风险的披露能够使投资者发现那些隐藏在他们持有的证券中的气候风险和机遇。对上市公司颁布更加严格的气候风险的披露条件，以及在年度财务报表中对气候风险的披露质量和数量制订更严格的要求，也许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可行之策。
世界各地碳数据的计量和管理所做出的共同努力还不够完善，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气候融资的中心机构。碳研究不应该再依赖于为其它目的而收集的数据了（如化石燃料的消耗或交通数据）。正如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数据的采集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地严格和正式，碳数据的采集同样需要集中的国际化数据处理设施。
我们需要可靠的排放数据。它们应该和GDP、非农业就业人口、消费者物价指数、工业产值和房价一样及时准确。
全球基金
为了促进和扩大流向低碳解决方案的资本，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全球基金，该基金的唯一宗旨是为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项目提供融资。我们应按照联邦储备金的方式来运作该基金，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用于减碳项目的投资，同时防止经济的发展偏离安全排放的轨道。资金来源于各国政府，基金管理机构应该按照多边体的方式来运作。基金应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协助减排金融交易，并且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一揽子救援计划”。
由于森林资源已经危在旦夕，并且它还是所有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全球基金可以向致力于防止森林破坏的各国政府提供资金帮助。通过提供林业信托或者生态系统基金，主办国政府可以向全球碳基金销售森林以换取某些保障。此外，该基金还可以作为一种利用国外援助换取对重要碳池的保护的手段。
为了加快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速度，催化剂项目已经尝试性地创建了一个“银行”，根据《京都议定书》来推广清洁发展机制（CDM）。这样的一个全球系统要求发达国家以该国的市场（边际）价格从“碳银行”中购买信用，“碳银行”再用这笔钱以接近实际（平均）成本的价格从发展中国家购买信用。“碳银行”利用买卖差价赚取的利润，以类似于现行的CDM征税的方式，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和改造项目。
原则三：通力合作
在未来的几年内，如果不大力加强合作，我们就不大可能在对抗气候风险和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同时爆发，全球需要通力合作，合作的紧密程度或许是二战后未曾有过的。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威胁决定了合作等同于自保。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动物间为了生存而选择合作的实例。表现出合作行为的物种群落通常比只存在竞争关系的物种群落生存的时间更长。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或许太过强调竞争的好处，而忽略了合作所能带来的长期利益。面对当前的问题，竞争与合作缺一不可！通过竞争，我们能够在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进行创新，这对迈向低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合作精神来使其更加完善。
例如：为了扩大建筑改造的规模，我们需要通力合作来制订出融资策略。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通过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许多建筑改造项目的前期投资大约可以在10年后收回。然而，首笔前期投资、代理商等根本问题以及人们的惰性所构成的综合因素是这些投资的最大障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基金会和非盈利组织正同银行合作制订出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允许建筑的所有者在不支付首期资本开销的情况下就开始实施改造项目的策略。而他们也将完全拥有他们的改造项目所节省的能源成本。按照计划，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偿还房屋改造的贷款，或者由他们来自由支配。在城市中实施减碳策略也需要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制订长期的指导方针，以引导相关投资投向更洁净的基础设施项目中。
为了确保一致性并取得进展，各国政府还应该大力推广他们之间的合作方式。在需要合作的项目中，解决森林破坏问题的项目基本上是需要最大程度的合作才能成功调配资金的。由于绝大多数与土地使用相关的减排机会都发生在新兴经济国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动用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并凭借该国的经济实力给予协助和支持。
对于生态系统而言，森林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对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都是至关重要的。大约有16亿人口依靠森林来获取他们的福利和收入。为了建立信任，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不仅需要履行自己的减排承诺，而且还要同那些受助国家加强合作实现气候改变方面的目标。新的合作平台要求运用绩效标准来建立信心，相信合作项目能够达到预期的减排目标。为了抗森林破坏，挪威同巴西之间的合作为这一方式做了很好的诠释。
由于我们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在发生着系统性变化，因此合作更加至关重要。我们正在朝着多极化发展，新兴经济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超越那些无法适应新形势、收效甚微的技术转让方案。按照“发达”还是“发展中”来对国家进行区分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新兴经济大国正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财富，为了在这些国家之间继续建立信任，合作是必须的。
许多合作都是为了在新兴经济国家中建立起更完善的制度，以确保更多的投资流向低碳基础设施项目。在未来的几年中，许多国家将会需要新的、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他们所做出的技术选择未来会把世界锁定在一个特殊的排放模式上。
最后，成功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法需要通过创新与合作来解决我们的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其他根本性挑战，例如：能源安全、水短缺、人口变化、极度贫困和疾病等。这些挑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紧密合作以控制其复杂程度、挖掘出综合解决方案，例如：综合考虑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两方面问题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繁荣。
大卫·布拉德是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兼创始人。
詹姆斯·卡梅隆是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副主席兼创始人。
[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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