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当你咣咣当当地驶过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进入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时，经常会看到一些可耻的景象。就连我最近参观过的马拉维里温达国家公园等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也是如此。公园内外似乎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外面的人皮肤黝黑，穷困潦倒；里面的人（至少旅游者）皮肤白皙，生活富裕。高压电网在这里随处可见，但你经常弄不清楚它们到底是用来把动物圈在里面，还是把穷人挡在外面。
动物保护区里面的世界与外面现实世界的界线泾渭分明。在里温达公园外面，这个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生活喧闹熙攘。妇女们在木薯地里耕作，加油站外挤满 了轰轰作响的小巴（马拉维的石油和外汇一样短缺）。这里的生活充满无奈，充满艰辛，但也充满希望：许多做小生意的都扯起手写的标语，热热闹闹地招揽顾客 （一家路边小酒吧写着“节约水源，多喝啤酒”）。
公园围栏的内侧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安静而美丽，广袤的湖水里挤满了打着响鼻的河 马。这个世界正是人们万里迢迢飞到非洲所追寻的。但维持公园的旅游形式却是将其与外面十亿人的现实生活截然分开。来这里的西方人如今背的已经不再是猎枪， 而是变焦镜头的尼康相机，但后果同样致命。对于自然环境来说，这种与现实隔离的做法是一条锁了门的死胡同，纯粹把自然变成向西方人兜售的一种奢侈品。
非洲旅游的小册子上充斥着对殖民时代非洲的怀念之情，梦想着所谓野性的传奇。就像某人所描述的：“遥想大狩猎时代的非洲，落日的余晖融进火树银花般的浪漫，亘古的荒原相伴，千里不见人烟……”然而，类似的传奇只是空想，任何非洲人都负担不起这样的浪漫，这既不符合科学规律，也不符合保护工作的要求。以狮群为背景，在夕阳里端起酒杯的情景，简直和迪斯尼的动画片一样不切实际。但是，在1973年里温达公园创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提起这一点，村子被生生毁去，变成游戏区。
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们所作的努力，这看起来很不公平。可持续旅游决不只是一个口号，一些旅游项目为学校和卫生事业筹资，公园也提供外汇兑换，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当地人不会有任何保护生态系统的动力。要知道，只有畜生才会希望大象越来越少，希望疣猪灭绝，或者把树砍下来当柴烧，这样会损伤土壤，破坏降水，让面临环境危机的非洲雪上加霜。
不可否认，非洲的保护工作在严酷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原产物种几乎没有灭绝的，就连刚果河流域怪模怪样的霍加狓都生存下来了，这家伙的舌头长得能舔到自己的耳朵。尽管犀牛角贸易非常红火（被卖给中国的精英阶层当补药），但在那些勇士们的保护下，稀有的黑犀牛仍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都值得庆祝。但是，未来五十年非洲的人口将翻番，这些人渴望（这是他们的权力）财富和工作，在这一前提下，现有的保护成果又能维护多久？
我们希望非洲保持环境的原生状态，以弥补我们的遗憾。英格兰的林肯郡也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原，但我们把树砍掉，灌溉土地来种植马铃薯了。时至今日，没有人会提议说再把林肯郡围起来，让它重新变成只有狼没有人的原野。但我们希望非洲能够承担起这个保护自然的责任。坦桑尼亚目前已经有40%的土地被划成保护区， 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大陆能不能负担起这个代价呢？
德高望重的苏丹裔慈善家莫·易卜拉欣最近在《卫报》上指出，非洲并非像人们反复强调的人口稀少，恰恰相反，这里人口过剩。非洲的土地面积占世界20%，人口占13%，这里还拥有全世界最优良的生态，而保护区的 蓬勃发展也让非洲大大加分。但是，如果一个穷国打算把它显然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变成财富，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家印度公司打算在坦桑尼亚和含碱丰富的纳特龙湖搞开发，丝毫不顾当地罕见的大群火烈鸟；同样，一家中国公司的铁矿项目威胁到加蓬的孔果瀑布。即使这样，我们恐怕都无可置喙。2002年，加蓬宣布要把10%的国土变成国家公园。这一点，就连衣食无忧满脑子保护思想的英国人都无法做到。
反对攫取象牙的偷猎者，或者国际财团从非洲掠夺财富的意图，并不是什么难事。但面对那些渴望获得新土地的非洲农民，我们难道能采取同样的立场吗？上世纪90 年代，当地人曾经推倒里温达公园的围栏，几乎将其中的野生动物扫荡一空。尽管他们最终被赶了回去，但这个休战只是暂时的。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非洲各国政府和旅游业界必须把公园带来的收益留给住在附近的人。游客们也不应该再把自己当成当代的大卫·利文斯通或者亨利·斯坦利，把非洲想象成一个没有人烟只有动物的大陆，他们既要看野生动物，也应该会会当地的人们。只要50个人中有一个选择参加一个全程18小时的非洲农村生活游览活动，国家公园与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开始很好的对接。
现在“利益相关者”一词泛滥得可怕，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某种方式把非洲公园的所有权交还给非洲人民，公园将走向末路，人民也将生计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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