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还有不到一年就到来的2012年，我并不是非常期待。撇开别的不说，这一年是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20周年，也是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发表25周年，正是这一报告让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开始成为主流。毫无疑问，商界和政界领袖届时都会出席。去年墨西哥坎昆会议上许多问题导致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但估计这次同样悲剧还会重演。
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媒体的严密关注，关注的对象既有那些认为根本不存在可持续性挑战的人，也有那些认为一切尽在掌握的人。但事实却是我们面对着一个系统性的挑战，所谓的一切尽在掌握不过是个遥远的梦想，随着世界人口日益接近90亿到100亿，形势将变得愈加严峻。
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行动的热潮或许已经在一些地区受到衷心的欢迎，提高了产业界对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的敏感度。但是，打个比方来说，我们迄今的进展只相当于珠峰登顶途中的第一大本营。
正如我们在“飞鱼星”公司的报告《透明经济》中指出的：“将可持续性的概念与转型变革联系在一起可能显得有点奇怪，特别是当很多参与了被其称为‘可持续性旅程’的业界领袖们把可持续性的主要目标看作保护某些东西的时候——不管保护的是生态系统、水域和渔业等自然资源，还是原住民文化。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目前的经济秩序不仅存在社会性的不公，在环境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无论业界领袖认为他们参与可持续性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可持续性似乎正在日益变成一个转型（常常是颠覆性的）变革的议程。”
上面的一切都是我在读一本书时想到的，这本引人入胜的新书就是《浅薄》，副标题是“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该书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曾经担任《哈佛商业领袖》的执行主编，他在书中将互联网与古登堡印刷出版术进行了比较，后者曾经对我们的思考、阅读和记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互联网正在让这个过程重演。
卡尔在书中写道，有了互联网，关键的变化之一就是每件事情都提速了：“我们希望随着眼睛和手指的移动，迅速收集到尽可能多的信息。”我们匆匆浏览各个网站，常常顶多看上一两页就跳出或者打开新网页。这样做的“净效应”就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同时关注多个不同的话题，“但关注的层次更加肤浅，结果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深入地阅读或者思考”。
关于这一点，好的一面是人们的信息扫描、浏览和一心多用的能力在不断提高，由于我们被迫应对操作环境中日益提高的复杂性，这个变化还是很有用的。但不好的一面是我们进行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对此，卡尔说：“我曾经是一个文字海洋中的深潜者，现在却只能像一个喷气式滑雪板爱好者一样在表面徘徊。”
卡尔总结说，在这一进程中，一种新的“以屏幕为基础的阅读行为正在出现”。其特征就是“浏览与扫描，关键词检索，一次性阅读和非线性阅读”。互联网可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但这只是在以互联网自身的标准来定义“聪明”的前提下。
由此，我一直在思考目前的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议程是否正在把我们的思维变得千人一面，让我们安于浅薄的温柔乡，而不是向着更深刻的真正可持续性努力。
我们正在失去的东西似乎就是那种 “深入处理”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支持了“用心的知识获取，归纳性分析，批判思维，想象力和反思”。卡尔引用2000年前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话说：“无所不往即无所往。”
沿着这条思路，被削弱的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议程就会让业界领袖及其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且他们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并采取行动。他们是否也要冒着“无所不往又无所往”的风险呢？假设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都在使用以电脑为基础的工具来对特定的环境、社会或者治理危险的“重要性”，或者说经济上的重要性进行评估。但是，这些足以抵御未来向我们席卷而来的信息和关注的浪潮吗？
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工具来应对这些挑战。在这个漩涡翻滚的信息海洋里，最好的企业和最杰出的业界领袖会知道如何乘风破浪。一个强有力的办法就是把工作的时间范围放宽，这对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必须采取一个代际时标。但是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决不是微处理器或者MP3播放器的代际时标，而是我们人类的。
在我的经验里，能有这样思想和行动的业界领袖凤毛麟角。今年和我共过事的有雀巢和联合利华，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其（或者其子公司）的历史都在100年以上。我发现的其它能够有长远思考的企业都是家族性的。
但它们大多数都是非常成熟的企业，反感那种颠覆性、转型性的变化。这也正是我近来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与处于当前经济体系边缘的人们一起工作的原因，这些人包括创制可持续产品、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者、企业家和投资者。2011年和以后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确保这一群体的意见能够在里约20周年峰会上或者其他场合得到应有的听取，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摆脱浅薄。
约翰·艾尔金顿，飞鱼星公司执行主席，SustainAbility组织非执行理事。
图片来自Andrey Burma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