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毁灭的自然：否认地球限度的存在》
作者：安德斯·维克曼、约翰·罗克斯特伦
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出版）
罗马俱乐部——一个总部设在瑞士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囊团——在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书《增长的极限》四十年后，又出版了一部新书——《濒临毁灭的自然》，警示人类活动正在将地球推向毁灭的边缘。柯瑞恩·普提尔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之一——安德斯·维克曼。安德斯·维克曼是一名瑞典政治家，欧洲议会前议员，他与罗克斯特伦同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倡导者。
柯瑞恩·普提尔（以下简称普）：您的中心论点是，在这个各种资源有限的地球上，不允许无限制的增长，因为“大自然的橱柜容量有限”。人们为什么很难接受这一观点？
安德斯·维克曼（以下简称维）：盛行于过去100至150年间的经济模式始终将金钱作为核心，但金钱其实只是一种手段，其自身并无价值。金钱决不可能替代生态系统服务，就算向格陵兰岛的冰川上扔再多金钱，也无法阻止其消融。经济学家习惯将自然看做一个常量，而我认为正是这种思维定式，阻碍了我们开展一场颇具智慧且思虑周全的辩论。
当我们承认地球万物的生长并不可遏制，我们就必须变得更聪明才行。我们必须重新规划整个系统以确保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出总量不至于过分迅猛地增长。但当然还有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比如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设计出易拆解的产品，对产品进行回收再利用。也许还能设计一种比现有系统高效百倍的资源与能源利用系统。这些尝试至少是在为地球赢得更多时间，而不是继续去挑战我们所说的“地球限度”，冒着突破“倾覆点” 而遭受严重后果的风险。
普：那么当前的政治体制是否已开始准备应对资源和气候危机？
维：现今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并无前瞻性。市场体系若既要应对长期风险又要实现长远目标，那么政治干预则必不可少。而当下的市场体系并不包含有伦理道德因素，若要加入这一因素，就必须在构建市场体系时加以考虑。
现今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十分短视，美国因其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可能为最甚，选举所需的资金100%来自私营部门的财政赞助，你可以质疑这到底是不是民主。看到各党派间的政治纷争时，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人生中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都是在政治舞台上度过的，而现在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现实和短视——只是谁掌权的问题。
普：中国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维：中国的领导层在思考和制定政策方面，比我们这些西方国家更有远见，因此中国的角色是积极的。中国教育培养出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这意味着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我和罗克斯特伦在书中探讨的很多问题。
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英国议会、美国国会或瑞典议会中具有科学学术背景的人少之又少，而政治机构中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然科学家来帮助其他人理解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否则在问题探讨的过程中，过分单一的思想将会主导整个讨论。单从这一方面，我比较看好中国。
中国很有希望负责任地做出明智的决策。我曾读过一些他们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十分耐人寻味，而在欧美国家却从未看到过同类的政策性文件。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因其发展势头迅猛，即便有良好的政策，也很难做到减排或避免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我想中国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我们也是，只是情况不同而已。
普：那么中国该如何逾越政治和公众的限制，正如你提到的“工业化社会的逻辑学”？
维：回顾历史你就会发现，深刻的社会变革只发生于战争或自然灾害期间。当然，这个答案过于悲观，但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未雨绸缪的必要性，从而鼓励人们努力减少气候变化及生态系统崩溃的风险。
但是我也开始怀疑是否逻辑学、常识以及更多的公开事实就能回答这一问题。强烈的心理因素和大量的既得利益使一些人抵触我们的观点，比如依靠化石燃料交易大量获利的公司。仅靠新的事实似乎并不能说服这些人改变自身想法，所以我认为自然科学家应与行为科学家紧密合作，从而制定出成功率更高的沟通策略。
我们要让人们明白，这样做不仅是出于道德，进行长远思考更是为自身利益考虑。因为若不从现在开始改变，那么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生活在地狱般的环境中。
普：那么要让人类活动重回到地球限度之内，您认为有哪些关键步骤？
维：首先我会取消对劳动力征税，而征收自然资源使用税。当然只在那些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实行，从而真正鼓励人们有效利用能源和原材料，同时减少公司雇佣员工的费用。
第二步是征收碳排放税，费率约为50-70美元/公吨。这将对以往的商业惯例和消费习惯带来很大的冲击。我对此（中国征收碳排放税的提议）举双手赞成，也希望这一步能成功。
第三步是反思经济学家的教育问题。对生态系统服务和气候变化一无所知的人却能顺利地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SE）或伦敦政经学院（LSE）毕业。这就像是说经济与自然世界毫无关联一样。每年以这种错误方式培养出的经济学家进而造出数百万种不良的经济活动。
普：有谁的做法让您看到了希望？有谁做得不错吗？
安·维：我认为如果笼统地给人们植入一种印象，即中国的体制能够解决这一难题，这恐怕有点冒险。但至少从书面文件上来看，中国在长远思考和战略制定方面，比我们所习惯的做法更具实力。我们的做法如此短视，这才是很危险的。
普： 中国如此具有远见，但为什么处理不好本国当前的环境危机？
维：在中国国内，要处理好长远的气候与环保问题与当前8-9%的经济增长目标间的关系实属不易，这两者当然是矛盾的。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世界的某个地区——极有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创造出一种可使两个目标共存的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用当前的模式发展经济，也不能完全终止消费，因此需要找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这样。
我认为中国可能会想出一些解决方法，因为很显然，他们迫于压力而必须另辟蹊径 。你无需在北京待太久，就能发现住在那里并不利于健康。
翻译：马晓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