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桥：你在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呈递给《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第十六次缔约国会议的报告中指出，“除了越南之外，中国似乎正成为又一个受关注的国家。你们关注中国什么？”
汤姆·米利肯：中国查获非法野生动物产品的数量亚洲第一。近期有很多经过拍卖的犀牛角和古犀角杯获准出口到中国，而且一家有意向生产犀角药品的私营公司把多头活体白犀牛出口到中国。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
刘虹桥：在你们2012年出版的上一份报告《南非-越南：犀牛角贸易连线》中，你也提到中国犀牛角贸易的活跃程度超出了人们此前的认识。我们对中国的犀牛角贸易了解多少？
汤姆·米利肯：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犀牛角贸易正在抬头，但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不够全面。我们不确定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抬头，也不清楚非法贸易到底增加了多少。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更深入地了解。
刘虹桥：中国的犀牛角贸易是如何进行的？
汤姆·米利肯：我们认为在广东、广西、云南以及福建等省份存在着对犀牛角的大量需求。上述地区的文化或许跟越南相近，也就是说人们买犀牛角不是为了做中药，而是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这种心理驱动了越南的犀牛角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着中国新兴的犀牛角需求。
刘虹桥：中国通常在供应链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汤姆·米利肯：中国的一些人士通常充当着连接非洲和亚洲的“中间人”。非法盗猎得来的犀牛角通常会流到非洲中间人的手里，非洲中间人再与中国的中间人联系。中国的中间人深知如何把犀牛角弄到亚洲市场。他们也认识亚洲市场的中间人，知道谁可以接下这些南非的犀牛角再卖给下一个买家。
刘虹桥：过去几年中，中国查获的非法犀牛角数量占到全亚洲的八成。中国官方认为这表明中国执法有力，而不能说明非法贸易猖獗。你同意吗？
汤姆·米利肯：数字确实表明中国官方执法有力，但也说明目前中国的犀牛角贸易有所增加。不过，我们在看待执法数据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治理、腐败和报告率等因素。
刘虹桥：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全部非法贸易中通常只有10%可以被警方查获。我们能否据此测算中国非法贸易的总规模呢？
汤姆·米利肯：很难用执法数据算出中国非法贸易的绝对数量或者比例。这些数据和查获数字只能说明中国存在非法贸易。
刘虹桥：为什么犀牛角古董在中国是一个问题？
汤姆·米利肯：有很多中国买家在欧洲大量购买明代的犀角球和犀角酒杯。由于担心这些犀牛角器物会被磨碎用来制药，欧盟正在修改犀角杯的出口政策。
刘虹桥：近日，海南省三亚龙辉农场活体割犀牛角的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中国此前已经禁止了犀牛角的贸易和药用，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将恢复犀牛角药用的合法地位？
汤姆·米利肯：龙辉从南非进口了一百多头犀牛。直到此前不久，该公司的官网上还挂着一份犀牛繁育、割角、制药的业务计划，但这份业务计划目前已被撤除。我们得知该公司受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压力。我认为这次犀牛进口活动与中国政府无关，但我们也要承认，中国商人想从犀牛角贸易中获利这一倾向值得关注。
刘虹桥：走私犀牛角通常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中国的？
汤姆·米利肯：我们现在已知的有犀牛角通过中越跨境贸易进入中国，有中国游客在越南买了犀牛角带回中国，也有大根犀牛角在香港的集装箱里被查获，应该是运往广东的。我们此前还认为在福建和台湾之间有犀牛角的贸易，但最近一次记录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了。印度曾报告称有犀牛角从阿萨姆邦非法流入尼泊尔，从尼泊尔越过边境进入西藏，然后就不知所踪了。中非之间也存在利用肯尼亚航空、埃塞俄比亚航空和卡塔尔航空转运犀牛角的直接通道。这些贸易通道常用于象牙贸易，我们认为有时也用来运送犀角。
刘虹桥：你在2012年的报告中称，只有有限的证据可以证明，有犀牛角从越南进入中国。这一状况发生改变了吗？
汤姆·米利肯：是的。当时有记录在案的中越之间犀牛角贸易只有两起，涉案犀角只有三根。2013年开始，中国在中越边境多次查获犀牛角。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从越南和老挝接到的信息也表明，这些国家进口犀牛角之后又出口到中国。越南有关方面目前正在调查一位只向中国游客出售各种犀角产品的商人，而这位商人兜售的商品中包括犀角手镯等新产品 。我们还有越南方面的证据证明，一些中国人在酒吧聚会时会在酒里掺入犀角粉末。
本文得到了南非牛椋鸟环境调查记者中心和南非金山大学中非报道项目的支持。
翻译：子明
